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6)

2015-08-17 01:36

导读：所以，即使民族的政治自决就长远而言有利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但如果在短期内会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限制许多个人的和群体选择自己生

　　所以，即使民族的政治自决就长远而言有利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但如果在短期内会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限制许多个人的和群体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许多后来的自由民族主义者愿意承担的代价，伯林将对此十分勉强。5对他而言，集体性的自决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只是一种条件，与其他许多条件一样，其目的是为了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发展。因此，正如米勒和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等人都指出的那样，“民族自决”对于伯林来说只是“工具性”的（Miller，2005：117）。

　　从这个角度来看，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并没有普遍性的原则依据，而是出于一种实际的、工具性的考虑。伯林的另一位朋友、哲学家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对于伯林不是意识形态，而只是推动以色列立国的实际途径，是“对犹太人具体苦境的明智的解决方案”。言下之意，如果还有别的方法（比如伯林说过，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药，犹太人吃了就能够一夜之间变为丹麦人，他会鼓励他们吃这种药），伯林很可能不会选择犹太复国主义。在沃尔海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当性论述中，伯林对“积极正当性论证”持极为温和的态度，而偏爱“消极正当性论证”（Wollheim，2001：166）。然而，犹太复国主义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蓝图，就此而言，汉普夏尔的问题是尖锐的——伯林如何可能调和对先验蓝图的反对与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马格利特最终的结论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紧张，伯林也没有真正解决这种紧张（Margalit，2001：157）。沃尔海姆也指出，伯林犹太复国主义与他的总体生活态度具有“很别扭”的关系，“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多少是一个例外”（Wollheim，20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