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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2015-08-17 01:36 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提要】本文通过讨论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论述，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与复杂性。作者认为，伯林的自由多元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具有和解包容的可能，但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因此他未能提出一套清晰的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规范性学说。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标志着自由民族主义的实践困境，而仅仅在观念层面上做出分析疏理无法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借助具体语境下的社会学分析才有可能在实践中达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文章在最后勾勒了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兴起的形态特征，指出了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的必要性与困难所在。

　　【关键词】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 伯林

　　我不想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尽管如此，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2004a：291）

　　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强劲崛起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而与此形成激烈竞争的是晚近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两者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公共辩论中最为醒目的话题之一（李世涛主编，2002）。无论是知识分子的争论，还是互联网上的民间大众讨论，无论是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呈现出严重的分歧，公众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在意识形态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自由主义主张的普适价值（人权、自由与民主）经常被视为虚假的甚至伪善的；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狭隘、偏激与灾难，是需要被克服与超越的蒙昧与危险的狂热情感。在公共讨论中，人们经常会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与抉择：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否能将自由主义的价值置于民族情感之上，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文明”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这种能够使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彼此和解、甚至相互结盟的理念——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格外的吸引力，1它可能为我们的社会认同提供新的想象空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政治文化选择。因此，考察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探讨它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关性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讨论，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与复杂性，并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态特征中，讨论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的必要性与困境。

　　一、伯林：令人困惑的思想源头

　　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以赛亚·伯林的相关论述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对于“自由民族主义”这一特定的论题尤为重要。这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伯林是20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作为犹太人又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感，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并在实践中支持以色列建国的政治努力。其次，自由民族主义的概念与思想是由泰米尔（Tamir，1993）首先提出、并较为系统地论述的，这部题为《自由民族主义》论著的蓝本是泰米尔在伯林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也受到伯林的盛赞。而当代许多自由民族主义的阐述者都将伯林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2就此而言，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伯林的思想——因为包含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调和一致的某种可能——是自由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那么，对于他的民族主义论述及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入考察，对于把握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是极为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