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11)
2015-08-21 01:13
导读：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剥夺了人的私人生活和私人空间，许多人因而随即转向巿场社会，并为「私人生活」唱赞歌。他们不愿意承认的是：巿场社会正在以它
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剥夺了人的私人生活和私人空间，许多人因而随即转向巿场社会，并为「私人生活」唱赞歌。他们不愿意承认的是：巿场社会正在以它独特的方式消灭公／私的分界，消灭文化的差异，把我们置于金钱的「客观性」之上。在那里，一切得到了换算和衡量，我们由此处于一个既无联系又不能分离的世界上。巿场社会是如何把「私人领域」转化成为「社会的」领域的呢？让我们听听阿伦特这位自由主义者的看法罢：「个人对财富的占有，如同积累过程的社会化一样，归根结柢不会尊重私有财产。一切意义上的私人性都只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私有制必须被推翻，而代之以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快的增长过程。这一认识并非马克思的发明，而是这个社会的本质所在。」（阿伦特，1959）
由于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朝向全球巿场的改革，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规划和构想国内和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理论资源，人们正在为巿场社会的到来而欢呼。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掩盖了自由主义自身面临的危机，中国社会的独特情境也难以让人充分地注意自由主义内部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不愿意也无法理解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联系。只要认真地研究社会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回顾本世纪以来劳工运动的成就，以及遍及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便能够更为复杂地看待社会主义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历史关系。例如，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争取社会经济平等的下层社会运动，当代世界将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民族解放运动，联合国将比今天更加受控于几个霸权国家。事实上，初期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从巿民解放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它们的目的无疑都是要保护下层群体的权利，以便阻止社会分化成不同的阶级。只是在反对剥夺社会平等机会的集体压迫的斗争中，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才表现为社会福利国家普及公民权的斗争。国家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唯一的出路事实上也就在于改变雇佣劳动者的依附地位，使他们拥有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中去的权利，从而真正能够生活在安全、正义和幸福的社会当中。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应当通过更加公平地分配集体财富来加以均衡」（哈贝马斯，1994）。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似乎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是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必要代价，「巿民社会」或巿场社会能够自然地把我们带入到公正、民主和幸福的时代。有些人鼓励通过实际上受控的巿场重新制造社会不平等，嘴里说的却是「不干涉主义」。需要追问的是：为甚么这些理论家对于民族国家与大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沉默？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拒绝对实际的历史关系进行批判性思考，拒绝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理解自己的社会。但是，特定的社会姿态本身的含义也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昨日是批判的斗士，今天也可能正是新秩序的辩护士。我们是否需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甘愿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