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2)
2015-08-21 01:13
导读：但是，这一权利自由主义的基石正在面临「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挑战。这一问题由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泰勒提出并非偶然，这不仅因为他的
但是，这一权利自由主义的基石正在面临「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挑战。这一问题由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泰勒提出并非偶然，这不仅因为他的黑格尔和现代认同的研究提供了理解「承认的政治」的历史的和理论的背景，而且因为他的理论探讨紧密联系着使整个国家濒于分裂边缘的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这个集体目标为由对魁北克居民施加了某种限制，例如规定非法语居民或移民可以在
英语学校就读，拥有五十名雇员以上的企业必须使用法语，以及规定不用法语签署的商业文件无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权利宪章增加了一个条款，使得特殊社会的集体目标合法化，从而使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在这方面与美国更为一致，这项立法为对各级政府的立法进行司法覆审（judicial review）奠定了基础。然而，「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这项条款如何对待加拿大法语居民尤其是魁北克人提出的独特性要求，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待原住民的同类要求。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民族保存其特性的愿望，他们要求享有某种自治的自主性形式，并且有能力采用必要的立法形式以保存其民族特性」（泰勒，1994）。
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限制个人的行为，侵犯他们的权利，从法理的角度看也可能被看作是内在歧视性的，因为不是所有受某种司法权管辖的公民都属于能够从该司法权受益的民族群体。因此，加拿大英语居民很可能认为这种对集体目标的保护构成了对宪章所规定的权利条款的威胁。从理论的角度看，要求保存某种文化和传统的集体性目标是和自由主义的程序性承诺或罗尔斯的「政治的正义」观念相悖的。在程序主义的自由社会里，「政治的正义」仅仅保障个人思考和选择这种或那种观点的权利，却不应该是某种完备性的学说或任何实质性观点。民主社会是一个在「甚么是好生活」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社会，它把自己的作用局限于保证公民能够公正地相互交往，以及国家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因此，权利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怀疑集体目标的模式，它不理会保存文化差异这样的集体目标。显然，诉诸集体目标的差异政治不仅包含了关于好生活的实质性判断，而且它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情况下承认，文化保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同等对待所有公民的重要性。「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为包含不止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多元文化社会，这些共同体全都要求保存其自身的特性。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义在未来的世界上可能很快就行不通了。」（泰勒，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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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差异的漠视起源于它的价值中立的预设，似乎只有这一预设才能保障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平等的交往。自由主义理论不断地重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与宗教的区分，目的之一就是将那些可能引起争议的差异和分歧安置在一个与政治无关的领域里。但是，正如泰勒指出的，对于主流伊斯兰教来说，根本不存在西方自由社会实行的政教分离问题；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也是极为困难的。程序的自由主义或「政治的正义」观念也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传统之中的，这一点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一书中已经作出了说明。换句话说，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的预设不仅包含了文化的价值，而且也是一种战斗的号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文化多元主义谴责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观念，认为它把某些文化强加于他人，并按照自己的模式把其它文化塑造成没有自己的本质的他者。即使我们可以暂时地不讨论殖民主义历史造成的世界结构，而集中探讨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利问题，上述自由主义的预设也非常脆弱。现存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国家，从而也必定包含了多元的文化（语言、习惯、信仰，等等），而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已经完全改造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在一种流动的移民社会中，无视边缘群体的文化，而专断地强调自己的规则，是否能够有效地保护所有的公民权利这一基本目标必定变得含混起来。近年来有关美国大学课程中是否应该加入其它文化的「经典」的讨论，典型地说明了文化承认在一个移民社会中已经成为多么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