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4)
2015-08-21 01:13
导读：泰勒的观点在自由主义内部引起的重视源自他的特殊方式：他不是如许多社会科学家那样对当代问题作实用的处理，而是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试图揭示当
泰勒的观点在自由主义内部引起的重视源自他的特殊方式：他不是如许多社会科学家那样对当代问题作实用的处理，而是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试图揭示当今重大政治问题的哲学价值。但是，如果认为泰勒问题的重要性仅仅来自其原理性那就错了，促使哈贝马斯等重要理论家作出响应的动力显然还来自当代德国和欧洲的移民浪潮、排外主义、民族认同以及欧洲国家的避难政策等等现实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西欧各国力图阻止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的（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努力。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移民改变了民众在伦理文化方面的结构，因而移民潮激发起来的是一个民族在伦理─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政治共同体的法律对于移民的要求有没有限制，以便保持其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完整性？在完全自律的整个国家制度都打上伦理烙印的前提下，自决权是否包括一个民族坚持自我认同的权利，更何况是在面对有可能改变其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移民潮的情况下？」（哈贝马斯，1994）1993年德国联邦政府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就避难问题达成协议，主要部分是把避难权问题仅仅限于政治避难，目的是「推卸掉欧洲对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难民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这项避难政策的理由是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哈贝马斯指出：这一理由不仅不符合德国的移民现实，而且也包含了德国特殊的民族意识；这种按照文化和语言进行自我理解的「特殊意识」正是战后德国人力图摆脱的。他问道：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是否会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继续向前，或者说，昔日的「特殊意识」是否会改头换面一番之后又死灰复燃？
哈贝马斯回答的问题与泰勒完全一致，但他的结论与泰勒相反。他认为，泰勒仅仅从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保障角度理解权利自由主义，从而没有完整地理解自主性概念（the concept of autonomy）。「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只有当法律的受众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法律的制订者，而根据法律，他们又是私法主体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获得自主性（康德意义上的）。」（哈贝马斯，1994）换句话说，泰勒在批评权利自由主义忽略集体目标时，没有充分注意到私人自主性与公共自主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上是必要的联系。只有当他们充分地理解合法的旨趣和标准，并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亦即当他们作为公民实践其自主性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私人的法律主体享有平等的个人自由。非常明显，哈贝马斯对个人主体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他的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之上的。在他看来，现代法律保障的虽然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但这种个体的完整性取决于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结构，亦即权利理论保障的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我们只有同时赋予主体法人一种主体间的认同，才能避免（泰勒）这种或然性解释所造成的盲目性。个人，包括法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充分地个体化。由此可见，一种得到正确领会的权利理论所要求的承认政治应当维护个体在建构其认同的生活语境中的完整性。这点无须任何对立模式来从另一种规范角度对个体主义类型的法律体系加以修正，只要坚定不疑地把法律体系付诸实现。」（哈贝马斯，1994）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如果我们仔细地比较泰勒与哈贝马斯的观点，那么，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对立，也可以发现内在的相似性。泰勒与哈贝马斯都把主体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对话」的关系，把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实践看作是自由交往的结果，所谓「承认的政治」必须在这种交往和对话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更为重要的一致性在于，他们所理解的对话或交往关系是以民族国家为运作形式的社会关系，因此，无论他们之间的理论对立多么严重，捍卫和修补民族国家的法律完整性仍然是共同的目标。但哈贝马斯强调的是：集体权利的目标不能够发展到打破法律结构以及法律与政治的界限的程度。正由于此，他在规范层面论证个体本位的权利理论能够包含集体目标，目的是把泰勒所关注的「承认的政治」的部分成果纳入到这种经过仔细界定的、充分社会化的「个人权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