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8)
2015-08-21 01:13
导读：〈万民法〉和《政治自由主义》把它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当作合乎理性的观念而不是真理加以讨论，目的在于回避西方中心主义或其它价值中心主义的陷阱。
〈万民法〉和《政治自由主义》把它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当作合乎理性的观念而不是真理加以讨论，目的在于回避西方中心主义或其它价值中心主义的陷阱。但是，不仅「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预设包含了排斥性的内涵，而且「重叠的共识」本身也不可能对各种信念、道德和哲学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罗尔斯没有意识到的是，只是在政教分离的欧洲政治传统内部，才有可能把诸如信仰、宗教和道德问题放置在「政治」之外加以考虑，从而「政治的正义」不可能是真正超越特定传统的，它仍然是一种实质性的观点。在涉及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冲突时，罗尔斯坚持各种非政治价值必须服从于政治价值，从而他的「重叠的共识」的中立性变得极为可疑。宣称「政治的正义」观念是唯一的超越一切完备性的信念、道德和哲学的普遍理论，其隐含的排斥性绝不亚于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的权利理论。政治自由主义的这些内在矛盾不仅同样包含在罗尔斯所构想的「万民法」当中，同时亦由于「公平的正义」运用范围的扩大而更加暴露出自身的危机。这是因为既然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承认「政治的正义」与西方政治传统具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他如何能够宣称这一观念不仅适用于国际关系，而且还能够符合平等的原则呢？
我们还是应该提及，万民法的代表设置是以理想的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为模型的。罗尔斯解释说，民族政府在负责维护领土完整、决定人口政策、保持环境的统一时，它就是该民族的代表和有效机构。「这一看法必须求助于财产所有权制度，除非某一确定机构有责任维持财产并承担不维持所造成的损失，否则这些财产就会趋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指的是民族的领土及其永久生养人们的能力，而机构则是指按政治性组织的民族自身。」这一设定迄今为止并未丧失效用，但它的局限性已暴露无遗。首先，在跨国资本主导
世界经济活动的历史时期，民族国家的功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一点已如前述。其次，像北约这样的军事组织的变化和其它一些区域性的经济组织的活动也已经表明，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体的含义正在改变。正如亨廷顿已经提及的那样，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过是美国和西方大国操控的舞台。一个相对完备的万民法，必须考虑这些新的和旧的世界关系，并把它们作为建立合理的平等的原则的另一个参照点。第三，从民族社会的单一结构出发推演政治的正义和万民法，不仅掩盖了上述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忽略了不同民族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罗尔斯在讨论「非理想理论：不利的状况」时，把贫困社会中的巨大的社会罪恶归罪于强制性政府、腐败的权贵、由非理性宗教所造成的妇女的屈从等等，从而论定这些民族社会的困境全都隐藏在社会的背景结构当中。然而，当代世界的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错综交织，其经济政治结构是和殖民主义时代以来的全球历史密切相关的。回避这种不平等的世界历史关系，而把这些状况仅仅归罪于特定民族社会自身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结构，不仅无助于消除这些罪恶，而且也可能掩盖了另一些罪恶。〈万民法〉没有触及这一类问题，在作者建构的图式中也不包含这方面的内容。罗尔斯思考万民法的焦点始终是「民主国家」如何「宽容地」对待「等级社会」，这多少让人觉得没有切中等级化的国际关系的要害。因此，一项范围广泛的万民法基本上不能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内部的政治正义中推导出来，相反，它应该建立在一种对于当代全球关系形成的历史的反思之上。
中国大学排名 四 文化、巿场社会与公共性问题
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体现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原则，现代法律概念则被认为体现了自由主义的这种集正确性与公正性为一体的合理性。它不仅包含被广泛追求的权利意义上的公正性，也包含着通过确立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规范建立起来的法制。然而，无论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种族、性别、下层群体的集体性要求，以及当代世界结构及其运行规则的变化，都构成了对普遍主义的权利理论和正义观的挑战，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当代世界存在着两个似乎相互冲突的现象，一方面跨国资本与国内资本的共同运作已经改变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出现的国内或国际的分离主义运动则包含了文化上的「内卷」倾向，这两个方面似乎共同预示了一个结果，即自由主义理论所预设的或吁求的那种「公共性」正在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