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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没有充分认识到试点工作的主要阻力来自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先进性显而易见。但是,“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一庞大的先进群体,并不是全部利益都整齐划一的。相反,由于各自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占有着不同质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使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不同利益群体。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各自所占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不同,可以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归十大社会阶层。这十大社会阶层均分布着广大的共产党员,即说明了共产党员的自身利益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是有区别的。而且,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列入十大社会阶层的第一位,也即这一阶层占有着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政党的基本社会学规律”表明,“民主在经历了一种由优异分子统治的政府形式之后,最终变成一种贵族统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道德上,领导应该被认为是些最能干、最成熟一群。所以,他们有权力和责任将自己置于领导地位,不仅作为党的代表,而且作为能够清楚认识自我价值的个人担任领导职务。”因此,即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权谋私、与民争利,最容易失去民心的是腐败堕落,以至产生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作为改革,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一样,实质上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中国民主政治的特点是由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转变。对绝大多数‘党内精英’来说,这意味着权力的削弱。即使绝大多数人能够主动意识到这种分权、让权的必要性,也仍然有一个感情上是否接受的问题。因此,最现实的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选择:要么继续以老的方式行使权力,但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持续下降;要么放弃一部分权力,但这样会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在外部存在足够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才成为现实。由此而论,体制外民主是构成这种压力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我们要实行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要害就在于分解一部分“政治精英”手中过于集中但又不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权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以党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其他的合法形式“召回”属于党员群众、人民群众的权力。以有效防止出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这样一种实际上的“寡头统治”局面。
第四,没有充分认识到试点工作的主要动力是广大党员群众。民主的动力何来?民主的推进,有可能削弱一部分“政治精英” 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讲,很难从“政治精英”内部找到民主的动力。实践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在具备足够的外部压力(“政治精英”之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目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过分强调自上而下,没有充分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没有充分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变成了不知结局的“常任制”演员。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领导,干脆把试点工作全部包揽下来,既不向人民群众、党员群众甚至一部分干部说明试点工作的理由、任务、程序、要求和结果,也不把试点工作的权利和义务交给人员群众、党员群众;只把它当作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既不向上报告有关情况,也不向本单位有关工作部门保持业务联系,把试点工作当成了少数人联合攻关的严密的科学试验任务。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虽然很高,但苦于无法详细了解组织上的具体意图是什么,只能是跟着党组织的指挥棒“瞎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基本上处于服从、服务的配角地位。总之,不发动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群众、而只依靠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策划的这场改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实践。因为无论结果如何,党内民主的成份仍没有增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