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的历史思索(2)
2016-01-09 01:10
导读:伯克认为,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聪明的设置,这种设置不仅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必须控制群众疯狂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意愿。要
伯克认为,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聪明的设置,这种设置不仅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必须控制群众疯狂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能通过群众自身之外的权力机构才行,靠民主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意愿的约束,对自由的控制,并不是社会对他们的压制,而是他们自己享受的权利。人们形成现存的政治社会并不是先知的设计,而是经验、历史与宗教的产物。换言之,人首先是宗教的产物,其次是历史的产物,空洞的自由民主只能是学者的想象,只能导致混乱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伯克坚决反对“民众的意愿就是对的”这一假设前提,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推卸政治责任的方法。如他当选,他将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国家的利益负责,而不管这些看法是否同选民的意愿一致。他指出,议员并不是以选民为师去向他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他还以雄辩的方式证明,任何严肃的政治家,必定具有他认为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想法,公开宣布他的想法,由此而寻求实施其政策的手段。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使伯克怀疑一切理性和形而上学的论断,乃至对单凭理性的决断产生了某种恐慌感。他担心完全置于个人理智审度下的社会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多数人的理性之和也未必一定正确,而这恰好是民主的基础,如果多人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可见,伯克极力反对民主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既不反对人权,也不反对社会变革,只是反对那种按多数人的狂热决定办事的危险倾向,希望在继承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在世世代代积累下的智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等级的宽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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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特别讨厌那些一刻不停,跳来跳去的政治社会发明家,他们毫无耐心去思考或寻找他们祖先的智慧,就急急忙忙地试图按照他们的发明把整个社会推倒重建,似乎人类诞生以来,只有他们才是第一个会思考的人。正因为他努力地捍卫传统来对抗抽象的人权和民主,他曾被形容成为“权威的卫士”,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伯克的思想是深刻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却是在与那个时代的潮流作对。正如阿克顿勋爵后来承认的,革命“教会人民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看作是衡量自己权利的最高标准。”④除此之外,很多知识分子虽然认为伯克的话有道理,但仍然希望,革命能在摧毁旧的一切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政府与社会。这是一种纯洁的,可以理解的想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并未体验过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很难完全相信民主就是法国式的鲜血与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这成为1830年,尤其1848年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
1830年的法国革命实质上是由共和党人,即巴黎革命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所发动的。革命的结局是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为国王的七月王朝,受益者则是银行家、商人和新崛起的工业家。对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这场革命对于他们的理想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梦幻而已。于是,他们继续为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种努力的一个历史性成果,便是1848年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绝不会是单一因素的产物,1848年法国革命当然也不会例外。然而,法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添加了至关重要的燃料——为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1848年的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这种思想准备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历史似乎又跟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次法兰西共和国不是被反动阶级的武力摧毁,而是被其自身创建的民主选举制度摧毁的。在年轻的共和国实行普选后,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而波拿巴当选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权完全抓到自己手中,实行了军事独裁,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民主的理想被民主的制度所摧毁,这对充满热情、高呼口号的知识分子无异于当头一棒。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他们有太多的白日梦和模糊的公式,而太少慎密的思考了。于是,人们便自然地回忆起伯克那令人不太愉快的忠告,并再次对民主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