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的历史思索(4)
2016-01-09 01:10
导读：穆勒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对民主认识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伯克对民主的恐惧还主要是出于直觉和经验的判断，而穆勒则将这种判断
穆勒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对民主认识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伯克对民主的恐惧还主要是出于直觉和经验的判断，而穆勒则将这种判断的前提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由于穆勒的努力，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极大地深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所指的民主要是指遵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那么，现在人们则意识到，一个理想的政府，主要就是应该帮助或至少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应当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简单按多数人的表决行事。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民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不是因为社会的精英与知识分子永远处于少数，而且具体到每一个人，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随时有从多数转变为少数的可能。也许，穆勒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是君主的专断还是多数人的表决，却是不应当被剥夺的。
（三）
虽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欧洲各民族国家要求民主与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英国本身的选举权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大众民主不可阻挡的势头下，怎样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规范，并确保文化层次较低的多数不至伤害文化层次较高的少数，成为令知识精英们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革命发生了。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在某种程度是预示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
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进化论的人，不少学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并证实了它。这后来往往被简化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观点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产物，无论是知识、政治制度，还是正义原则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类的一切崇高原则，民主也罢，自由也罢，乃至真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都只不过是进化选择的要素而已。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爪子有力，谁就应该主宰一切，这就是新的法则：丛林法则。而民主在这种原则下，未免显得可笑了：因为狮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与它们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对“强权”或“英维”的颂扬声开始高涨。德国首相俾斯麦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9不仅显示了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全德的决心，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发展趋向。这种趋向就是知识分子对民主发展日益感到焦虑，他们不是希望对民主原则进行修正就是干脆反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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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开始认为，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群众原则和人数原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既可很容易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又可转变为新的独裁，甚至还可使人丧失一切道德水准，变成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于是，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再次不断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人们在各种刊物上可以不断看到对民主的这样的评论：“群众是一种谎言”，“民主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就连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认，“假如说我是民主派的话，也是没有热情的。”10对精英而不是大众的颂扬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主题，而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坠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反，尼采认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他根据进化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动植物界中，凡进步都只靠著更高级的个别范型，这种范型为数稀少，却很坚强，复杂而有生产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目标不是去追求什么民主，而是“应该不断地勤劳地产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11。一句话，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不符合进化原则的，只有靠伟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自尼采之后，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主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