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的历史思索(6)
2016-01-09 01:10
导读：当然，帕雷托最关心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论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杰出分子处于执政地位，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至关重要。所有的执政集团都
当然，帕雷托最关心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论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杰出分子处于执政地位，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至关重要。所有的执政集团都兼用武力和承诺来进行统治，但武力应占首位。他认为，当一个统治集团不能用强制来进行统治时，它就应被推翻，由另一个愿意用武力来统治的集团取代。这个新阶级不仅推翻了旧的杰出集团，而且还从肉体上消灭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执行一件有益的公务，为社会去掉一块腐肉。因此，帕雷托认为在某种悄况下使用暴力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帕雷托在反对迷信、虚伪和成见以及提倡社会科学的客观态度上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然而，他与莫斯卡却不约而同地反对民主制度，强调政治行为属于非理性的性质，都认为智力活动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垄断的。帕雷托与莫斯卡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
在二十世纪初，他们表达了一代“文化失望”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都对民主感到失望，谴责新的大众野蛮主义的入侵。于是，认为社会就是应该不平等，上等人就是应该统治下等人的呼声日趋高涨。而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的出笼，则标志著这种思潮发展到丁一个新的高峰。米歇尔斯是韦伯与帕累托的朋友，他认为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政治寡头铁律”。他宣称这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构成铁律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的成分。在近代社会中，没有任何运动不通过组织而能成功，而组织实际就是“政治寡头”的化名词。由于运动的扩大组织也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结果这些官员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拥抱自已的既得利益决不放手，而组织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抛到一边去了。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群众的素质。米歇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是迟钝、冷漠、有劣根性的，他们需要领导．甚至愿意舔压迫者的靴子，领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特性来使自己继续当政。他们可以通过漂亮的讲演来煽动群众拥护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装作受迫害来博取群众的同情，还可贪天之功装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来征服群众。由于这些因素在加强寡头政治的力量，社会改良运动的进程几乎变成一种讽刺。国家除了是一个少数集合的组织而外，绝不能是任何别的束西。改革家们可以为社会改良的崇高纲领而奋斗，但远在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领导集团所共有的罪恶将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征服。于是，米歇尔斯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将在它的皈依者取得胜利的瞬间归于湮灭”。革命确实在发生，暴君也常被赶下台去，但新的专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失望，因为世界无情的运转似乎总在毁灭人类的梦想。寡头、精英、超人、先锋队，以及创造性的少数，在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分析中成为常用的术语，对暴力和强权的崇拜成为新的时尚。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渴望的民主进程当时正在大部分西欧国家节节推进。当胜利的曙光初露时，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心情，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最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
对欧洲知识界对民主认识这一曲折历程的反恩，我们也许不难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属层次更高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民主，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得繁荣昌盛，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