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后现代语境中的神话：评“马克思颠覆了形(2)
2016-01-14 01:03
导读：从全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哲学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建构的，这或许正如叔本华所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
从全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哲学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建构的，这或许正如叔本华所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6］(145页)。但是，从宏观上说，它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共同的，只是在微观的解答方式、形成的具体思想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割裂哲学同现实联系的一种错误理论，不能把它曲解为任何哲学可以离开理性思维，从而把理性思维所把握着的事物的本质称作形而上学的幻觉。如果真是这样，就一方面会导致对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否定，另一方面又必然陷入像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之类的哲学的末途。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的代表萨特等人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现象的本质，存在已经失去了本质，所以现象本身就是存在。而这种存在的现象是不能靠思维的力量揭示出来，只有靠通过诸如烦恼、厌恶、焦虑等非理性体验才能显示出来。如果说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在现代哲学发展史上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就使这种现象学完全蜕化为表面哲学。江民安先生说：“我们回到了表面哲学，这正是后现代性抛弃本质和真理的必然归途。”［4］（005页）
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在黑格尔以前，“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哲学的同义语，只有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才分解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静止的、孤立的、不运动、不发展的思维方法；一种仍然是属于哲学本体论的，也就是哲学自身。这种“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厚重性是任何新哲学所难以颠覆的，或者说在根本上是不可能颠覆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所显现的是“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了，但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推翻了的，甚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这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每一值得享受哲学的名义的哲学一般都以理念为内容；第二，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7］(191页)。马克思所作的工作是剥离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论外壳，拯救它的辩证法，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于这一点不仅青年马克思是如此，老年马克思也是如此。以致在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217?/FONT>218页)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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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仰先生却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着重要的理论混淆，即将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3］。但是，我以为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列宁那里，他们对黑格尔哲学所指的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的论断都是不可分离的。这不仅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重要的是列宁所说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410页)，即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学说。以致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可以令人无穷回味的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8］(191页) 很难说仰先生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评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把认识过程与表达过程分离开来，决不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黑格尔哲学的语境，它乃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颇有特色的一大景观。仰先生与此相似，引证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原则，这种任意性不仅体现在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也是任意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基础。”［3］的确，哲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努力寻求它的语言学表述，因为哲学靠思维的“抽象力”从感性杂多的现象中抽出了事物的普遍本质时，这种普遍本质就必须寻求它的语言载体。但是，我以为这种语言学上的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的。我国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在他的专著《思辨的张力》中，专章考察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学的起源”，我认为对反击仰先生引证的索绪尔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该书在谈论赫拉克利特“逻各斯”概念时指出：“这种‘既有主观意义也有客观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语言或话语。语言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是主观意谓的表达、展示(λεγεウ?)，又是展示出来的客观的东西(λεγομενον)，即人人接受的尺度、规律。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普遍倾听和承认之中。语言是人的东西，同时又是自然的东西，它是对象化了的人的东西和人化了的对象的东西。”［9］(23?/FONT>24页) 索绪尔完全否认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不正确的，因此，引证索绪尔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无疑也是错误的。而且索绪尔本人的观点也前后不一致，他一会儿说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一会儿又说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的，因为：“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10］（107页）。因为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10］（107页）我以为既然语言对使用它的社会来说是强制性的，因而对它表示的观念来说也有强制性，因为观念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5］(525页) 如果语言与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马克思所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一种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如果真如仰先生所说“语言在形而上学建构中所具有的不言自明的地位受到了动摇”［3］，那么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究竟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仰先生本意想用语言符号与事物的联系是任意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按仰先生文章的逻辑，仰先生的确是在无的放矢。其实，任何形而上学或哲学体系的建构都有它的思想起源和语言学起源，想在语言符号上作文章来颠覆形而上学不仅是徒劳无功，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又说明它正在选择自己的哲学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