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育民族主义的畸变(2)
2016-01-19 01:05
导读：二 主张以国家主义为教育的根本宗旨，这是国家主义派的共识。 国家主义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余家菊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主张以“教育建国”。在他看
二
主张以国家主义为教育的根本宗旨，这是国家主义派的共识。
国家主义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余家菊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主张以“教育建国”。在他看来，各国均有其立国之精神，如独立自由之于英，民治主义之于美，平等搏爱之于法。既有立国之精神，则教育的职责就是传播这种精神，但是中国的“数千年之立国精神，已由东西潮流之激荡而震撼，浅薄学说之摧残而消亡”[10]，既然立国精神既失，则人人相互倾轧，国家纷扰混乱，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11]。从余家菊充满愤怒的言论里，我们看到国家主义从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近代以来的“浅薄学说”，实际上是指除了国家主义以外的各种新文化思想与学说。这种以排拒文化交流与融合为主要取向的观点，鲜明地标示了国家主义派的文化本位主义立场。但是，余家菊并没有说出什么是中国以往的立国精神，他关注的是现在如何处理这些使国人思想文化发生混乱的学说与主张。他说，值此“各种宗教，各种文化澎湃而上”之时，“如何使之谐和，如何使之统整，实为一最困难时期”[12]诚然，各种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某种思想的混乱，需要进行文化整合，但毫无疑问这些新思潮的输入也极大激发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活力，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况且各种思想之间本身是需要一定张力的，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为催生的新思想创造了条件。国家主义派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亟于用自己的主张来统一思想与文化，作为文化重要传播场所的学校教育就成了他们的关注点。余家菊认为，教育应当“奠定国基”，“发扬国风”，“鼓铸国魂”[13]。单从字面的意义上看，余家菊的主张似与清末革命党人的思想有一定渊源关系，但两者却有一个很不相同的出发点，革命党人的着眼点是宣传鼓动民族革命，而国家主义的主张背后却有钳制思想的意图。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不可否认，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中也含有一些合理因素。李璜认为，国家主义派之所以提出要实行“国家主义的教育”，有两方面理由：一是“对外抵抗文化侵略政策”，发扬国民的独立人格与精神；二是对内“唤全中国国民的团结与活动”[14]。吴俊升在教育思想上可算是杜威主义的信徒，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国家主义的鼓吹者。他认为，国家主义的教育应当着眼于培养“民族性”、“国民性”，增加其“结合力”。不过其原有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使他对极端的国家主义保持某种警惕，在他看来，最好将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防止过分重视国家，轻视个性[15]。陈启天在国家主义的宣传中属于晚出的一位，但他的宣传理论性最强，也最系统。可以说，对于国家主义的教育的鼓吹，陈启天是最卖力的一位。作为“一位热诚的国家主义者”，陈启天系统地宣传了国家主义的教育
哲学[16]。他认为，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在于“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促进国家的独立与统一”[17]。他又说，国家教育的宗旨，第一要养成“国民”，第二要养成“爱国国民”，第三要养成“以国家为前提之爱国国民”[18]。显然，爱国主义是陈启天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陈启天不仅个人撰写了大量文章来宣传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而且还利用其所主编的《中华教育界》杂志约请各方面人士数十位来撰写专题文章，并刊发了两期“国家主义的教育专号”[19]。
国家主义派在宣传教育宗旨时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不彻底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各种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中，德国思想家费希特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20]，这表明他的理论主张对中国国家主义是有一定影响的。费希特的思想在1806年耶拿战役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战后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特色。他强调日尔曼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和语言的特殊性与神圣性，强调日尔曼人的使命感[21]。显然，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从他那里汲取了灵感，他们在宣传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时也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国语、历史等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科目受到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国民的精神训练“大半是靠历史地理知识以沟通国民情感，而实现精神上的统一”[22]，有的甚至将教育宗旨定为“精忠报国”，“慈祥恺悌，独立进取”[23]除了这最后一条具有点现代气息外，前面两条很明显地是属于传统的思想范畴。不过国家主义者并不打算深入地发掘传统思想资源，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符号，一种用以与外来文化来区别和对立的宣传语言，他们并没有像某些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那样细致地阐发传统文化的精微，因此，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不彻底的，带有很强的策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