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育民族主义的畸变(3)
2016-01-19 01:05
导读：第二，国家主义者在宣传其教育宗旨时，只是单方面的强调国民对国家的职责与义务，很少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只强调国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基本上
第二，国家主义者在宣传其教育宗旨时，只是单方面的强调国民对国家的职责与义务，很少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只强调国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基本上没有涉及如何建设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民国家。因此，作为政治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国家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
第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非常明显是针对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国家主义者以国性、国民性高于个性，对于独立人格之建设他们认为以前强调太过，重视了个性，忽视了国性和群性，因此现在应当矫枉过正。当然，不少国家主义者如余家菊、李璜等都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他们并不绝对排斥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不过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为国家服务“实为个人发展之必要途径”[24]。对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他们的批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和平的世界主义对中国来说尚是奢侈品，中国必须先强大起来才有资格主张世界主义，否则就是任人宰割的对象，另一面是批评“工人无祖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25]。
三
在教育行政上，国家主义派主张由国家统一管理一切教育机构。
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一致的是，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在
教育管理上也主张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在这方面以陈启天论述最多，他甚至自己造了一个名词：“统一教育权”。他解释说，这是指教育必须从全国着想，不宜从一个人、一个地方或一个阶级的角度着想，同时表明教育是一种国家事业，不是私人事业，也不是地方事业，当然更不是教会事业和国际事业[26]。因此统一教育权的意义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把教育权从地方和私人手中收回中央，由国家统一规划处理；二是将教育权从外国人手中、从传教士手中收回国家。只有这两个方面落实了，统一教育权才能实现。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陈启天之所以主张由国家统一教育权，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工具”，发扬国性，培养国民，均赖教育为立足的根本[27]。但这个观点并非是陈本人的创造，从他引征的资料看，他主要是采用了美国教育家孟禄的看法。孟禄曾说过，“实际近代国家都已知教育为发展国性的工具”，“是促进文化的工具”，“是改造国家的工具，可使弱小的国家，成为强大的国家”[28]。既然教育有着如此重要的功能与作用，那么自然应当由国家来掌握。怎么看待陈启天的主张，我认为由国家统一管理教育，尤其是中初等教育在世界
教育史上已是大势所趋，对于中国这样的后现代化国家来说，教育力量的适度集中的确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强有力的动力资源。但问题在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高度集权的国家，如何做到纲举目张，统而不死，既充分调动地方和私人及团体的办学积极性，又要保证在教育发展方向及统筹规划上不致出现混乱和大的失误，导致教育资源浪费。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远非简单统一就能解决了的。陈启天当然不是没有考虑过统一教育权的操作问题，只是他考虑的都是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他认为必须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经费，他对于国办大学教育、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还强调必须制定各种教育的标准与考试的方法，因为当时中国的公私立教育极其混乱[29]。为了使国家教育走上正轨，陈启天提出必须严格取缔私立学校，当然也包括教会学校，使那些不遵循国家教育宗旨和标准，纯粹为某种特殊目的设立的学校一律勒令停办。对于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侨民教育、边疆教育乃至提高教师待遇问题，陈启天也都有所指陈。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监督，这是包括陈启天在内的所有国家主义者的共识。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在统一教育权时，如何使国家统一集中管理教育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不致发生冲突，国家主义者很少考虑。自民元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以来，民主主义(当时称平民主义)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界已有相当影响，但是，在国家主义者看来，民主主义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只要国家把教育权收上去了，一切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