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２年知识界的制宪讨论(1)(2)
2016-01-24 01:01
导读：与联邦论者不同，刘文海、董修甲、陈独秀、康白情等一批人则持相反的看法，他们反对中国实行联邦制而主张实行单一制。他们也摆出了自己的理由：其
与联邦论者不同，刘文海、董修甲、陈独秀、康白情等一批人则持相反的看法，他们反对中国实行联邦制而主张实行单一制。他们也摆出了自己的理由：其一，联邦制因省界意识严重，不能一致对外，导致损害国家利益。刘文海就明确持此一观点，他认为，由于联邦制导致的省界意识的强化，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时，由于省与省之间不能有力配合而无法形成有力的抵抗；经济上由于各省税则不同将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并可能导致经济大权落入外人之手。其次，联邦制将加剧军阀之间的割据，导致严重政治危机。董修甲认为，我国军阀自由招兵截留赋税的事已经相当严重，如果实行联邦制，军阀更可借自治之名，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政府，使中国陷于更加分裂的状态。他还指出，若让中国从单一制变为联邦制，则必须先解散中央政府和国会，而这样一来，国家将陷于无政府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陈独秀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如果我国实行联邦制，将造成中央政令不出国门、各省军阀割据更加严重的局面，他由反对“分省割据”、“联督割据”进而反对联邦制，说拿这种办法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因此他告诫联邦制的主张者：“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必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其三，联邦制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不相符。如董修甲认为：“我国各省，久隶于中央集权之下，各省并无自由发展机会，人民政治思想缺乏者实居多数，今遽欲以无种种预备之各省改为联省制，诚不免因噎废食矣。”康白情则就民初联邦制风靡一时的原因进行了辨析，指出那是出于人们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不满，并不能说明人们真正认同联邦，联邦制主张并非代表人民的公意。另外就事实而言，中国也无邦可联，因为中国各省从来没有真正的分立过，所谓省争，所谓省自主，不过是派系倾轧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中央集权说故谬，而联邦说也错”。当然他批评中央集权，并不表明他不赞同单一制国家，作为中央集权制的反对者，他却是单一制的主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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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直接面对和解决的大问题。联邦制和单一制作为现代国家的两种最基本的结构性制度，在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历史文化因素，现实政治环境，乃至自然条件等等，都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的现实选择。一句话，国家形式的选择必须考虑到是否适合本国国情。
在主要由知识界开展的这场讨论中，意见分歧双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何种国家结构形式更为适合中国国情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联邦制主张者试图用联邦制来反对军阀割据，达到国家统一和实现民主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军阀统治的厌恶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策略上有可取之处，然而在理论上却缺乏足够说服力，因为统一和民主的价值并不必然地内在于联邦制。他们只以民族、人口、疆域等自然条件为依据，不考虑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充分研究中国的现实国情，就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联邦制，这显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论。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单一制是军阀割据、民主政治畸变的原因，这也混淆了现象和本质。他们把联邦与自治、单一与集权混为一谈，却没有看到联邦制下也可以实行中央集权，单一制下也可以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并不能必然地保证民主政治的顺利实现。联邦论的反对者实际上是单一制的主张者，他们认为在没有地方自治传统的中国，联邦制很难行得通，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又把联邦制与军阀割据简单地混同起来，把反对军阀割据当成反对联邦制的重要理由，这样的说服力也并不充分。另外，和单一制国家相比，联邦制照样具有较强的对于现代国家的整合功能。联邦制反对者看不到这一点，表明他们在对现代国家理论的认识上仍然比较肤浅而不够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