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政治论文 > 正文

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1)

2016-02-26 01:23 关于民族主义，一向说法甚多。首先，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一 问题 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竟会说：“‘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他还进一步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前一句有些走极端，矫枉过正，导致谬误。后一句有一定的道理，但终有片面之嫌。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 历史 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 经济 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 政治 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 发展 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 中国 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 理论 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 内容 。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 自然 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 研究 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
初步检索一下，梁氏明确谈论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5]。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6]，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承担舆论之指导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亦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在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之后又放弃了民族主义。此说大概是根据他与革命党辩论时，因强调种族革命不可行，主张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命，故谓“民族主义，赘疣已耳”。其实，此话明显是指排满的民族主义，而非指对抗帝国主义，以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之民族主义。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即断定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说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应加以 分析 。带有强烈复仇主义情怀，以恢复汉人之统治地位为目标者，此属近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揭出三民主义之前，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持此主义。此后则逐渐减少。大多能进一步，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9]孙、陈两氏都是以排满为实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可见，不能因有排满思想就笼统地说革命党人都不曾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因而都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