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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1)(2)

2016-02-28 01:02
　　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7年和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因而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50年代后期连续3年的“大跃进”和10年“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都与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阐发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分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深刻论述。10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在深入总结建国近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丰富，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十三大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研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在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样，基于对中国国情再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石。
　　
　　基本经验之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首先是民族化。这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各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谓民族化，内涵也很丰富。根据党走过的80多年历程来看，它至少应当包括：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上面讲的国情问题，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民族化的现实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提出的。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首先就是不真正地研究中国国情（即民族的现实内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很难割裂的。因此，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兼顾这两个方面。这里着重讲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很注重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观；作为文化形态，它又有对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共通性，即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连接相通。尽管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着博大的汲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共存共荣，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人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担当中华文明传人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历史文化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并逐渐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这就是说，新文化不仅有革命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且还要有民族的形式。这个民族形式的创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而获得。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高度发展，如刘少奇所说：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