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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认为大学作为社会机构,它不是围绕社会服务的被动机构,"它必须以诗人的想像力、学者的学识,严格探索的纪律和对往事的记忆去正视社会。"[8]一个没有想像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而拥有最好想像力的神话与诗歌,都是弗莱所极为重视与推崇的文化构件,诗歌是教育的一个关键的方面,它被认为位于社会的中心。
应该说,弗莱的理想化教育的想像功能与文学的想像功能在内涵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教育的想像功能更宽泛,更集体化,而且在当今的社会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建构作用。弗莱多次提到麦克卢汉,他第一个从理论上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即使最为遥远的人亦可谓之天涯若比邻,描述为"地球村"。而"地球村"正是媒体制造出"位置感阙失"(no sense of place)的共同体。
弗莱认识到,"某种文化愈是普及,如爵士乐、电影,或与所谓’垮掉的一代’相联系的诗歌等,它的语汇就越国际化。"[9]这些新的文化构造模式,具有复杂多变的流向和流动,常常越出国家的疆界。一方面,它们不断地形成新的文化模式与意象,另一方面同时又造成原有社会文化的断裂与脱节,使用时它们又在重新组合。当今世界的文化形成的构型是根本断裂的,随着文化形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且日渐丧失原有的心照不宣的约定性,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汉娜·阿伦特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一文中,对此有一个非常有趣而巧妙的譬喻性描绘,她说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这种情况非常怪异,就好比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群人聚集在一张桌子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这种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10]而此中的"某种幻术",主要是大众传媒。对于世界上无数的观众来说,媒体成为了一个集印刷品、电影胶片、电子屏幕和广告栏目为一体的极其庞杂而又互相关联的大杂烩。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们能够向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形象、叙事和人种图景,尤其是用电视、电影和音像磁带的形式。商品世界、新闻世界和政治世界在这里搅作一团、彼此莫辨了。
媒体制造幻觉,其所建构的想像世界只能是一些空想的、甚至幻觉的客体,那么弗莱的解决途径就是要用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想像进行抵制。
这种想像存在于文学中,更主要是存在于理想化的教育之中。想像成了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变革社会的力量。阿尔君·阿帕杜莱曾说过:"在我们今日居住的世界上,想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种全新的作用。"[11]弗莱推崇的教育中的想像的内涵与功能与阿尔君·阿帕杜莱的概念是接近的,它具有集体性,是一种共同体观念,是一种建构集体抱负的观念。阿帕杜莱对想像的直接概括非常具有现代性。她说:"形象、想像物、想像的--所有这些语汇都把我们引向全球文化进程中某种新的批判性的东西: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像。想像不是幻觉(群众的鸦片,他们实际的作为是在别处),不再是少数精英的消遣(与普遍人的生活无关),不再是纯粹的观照(与欲望的主体性的新形式无关),相反,想像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实践领域,一种工作形式(即是一种劳动,也是一种有组织的文化实践),一种主体(’个人’)与全球范围内决定的可能性之间进行协商的形式。把(在某些背景中的)拼贴游戏与国家及其竞争对手的恐怖与压制联接在
弗莱将大学与教育都看作一种社群。社群是一个频繁出现在弗莱著述中的字眼。弗莱受哈贝马斯学说的影响,强调大学作为社群的平等性、开放性与交流性,尊重文化差异。他主张"训练一种对多元文化有着深刻认识的氛围中培养起来而且从一开始就在学校受教育并尊重文化和历史差异的文化参与者,这样的社群在我看来,颇能理解那些既有差异又不愿以任何方式放弃其立场的文化表达方式。"[13]作为社群的参与者,特别是大学社群的参与者,必须理解和尊重差异,弗莱的这种立场便为他的文化多元主义,为他抵制西方文化中心论与文化殖民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础。
弗莱的文化理论,可谓博大精深,既有宏观的类似于文明观的大文化的理论,也有具体的狭义的文化学说,也有直接干预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主张,还有后现代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与非中心化观点。不管怎么说,弗莱的关于文化的学说是丰富的宝藏,其蕴藏的资源,有待开掘,以利于在当今文化断裂的时代,去寻求文化的勾通与重建,而大众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