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民主的价值取向_政治毕业论文

        在国民党长期专制独裁统治下，台湾民众早年获取政治资讯的途径相当有限，难以形成基于自主意识的政治价值观。直到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推行本土化运动以后，台湾民众的政治热情才逐渐复苏，随着党外运动的迅速兴起，民众的政治自主性明显提高，民主价值取向日渐多元化，政治态度由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有关资料显示，台湾每年举行的游行示威多达1500次以上，政治参与的热情相当高昂，呈现出政治信仰多元化、政治意识多元化、国家认同多元化和群体意识多元化等特征。
       台湾民主的价值取向虽然源自美国式民主自由思想，可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端端的民主制度，1到台湾就变了味，形成感性明显多于理性的“本土化”特征。
　　在1些民众眼里，民主似乎就是想喊就喊的言论自由，似乎就是投票就爽的公民投票，这种感性诉求容易被政客所利用。时事评论员赵少康曾形象地说：以前许多台湾人认为民主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现在的认识是，我不想你干什么，你就不能干什么。台湾面临的不是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好民主”与“坏民主”的问题，台湾社会要形成理性成熟的民主价值观，台湾民众要不再被政客蒙蔽和欺骗，民主权利不再被政客侵害和掠夺，就必须进行充分自由的政策辩论，拒绝各种政治谎言，形成理性的民主思维，进1步完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坏民主”向“好民主”的转型。
　　（1）要有自由充分的政策辩论
　　道理越辩越明，这是10分浅显的道理。对事关台湾发展前途的“1国两制”、“台湾独立”等重大政策问题，必须有民众广泛参与的充分辩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选择。我们看到，台湾经常举办各种辩论会，民众也会通过不同渠道了解辩论情况。如2004年“大选”两位候选人连战和陈水扁举行的第1次电视辩论会，全台有12家电视台进行现场联机直播，大约有450万台湾人收看，陈水扁在辩论时为自己辩解的时间多于实质政策及选举政见的论述，而辩论会后的民调显示，看过转播的民众，有44%觉得陈水扁表现比较好，有38%认为连战表现比较好。又如，赵少康与民进党人士公开辩论统独问题，李敖与前“国防部长”李杰公开辩论军购案，都具有较高的水准，曾引起媒体和民众的兴趣。另外，台湾各大电视台几乎每天都会邀请有关人士点评或辩论1些热点话题。

　　应该说，台湾不是没有辩论，而是缺乏自由充分的辩论，辩论格调不高。辩论常常是打口水战，为辩论而辩论，那些擅长辩论的人容易占上风。如陈水扁是律师出身，又有大规模组织街头抗议的经验，有娴熟的辩论技巧，他的辩论往往不是靠理性伦理，或者靠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靠煽动性的语言，靠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或转移话题，甚至靠人身攻击。这种诉诸感性诉求的辩论风格，听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不需要去认真思考和判断，因此陈水扁的辩论风格比较讨人喜欢。与陈水扁直接交过手的连战则是学者出身，他的辩论过于认真，比较理性，往往追求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就事论事，注重事实和数据。这种辩论风格效果显然不如陈水扁的花言巧语讨人喜欢，相比之下，反而显得不够灵活，听者需要1边听，1边去思考、去判断。

　　除了纯粹的辩论比赛之外，真正高水准的政策辩论，不在于双方的辩论技巧，而在于能否充分阐述正确的观点和真实的内容。1个擅长辩论的政治人物，如果缺乏社会责任感，毫无政治诚信和执政能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很可能是说1套，做1套，这样的辩论，充其量算是骗术高明而已，本身毫无意义和必要，完全是浪费对手和民众的时间，误导民意。1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可能对重大问题有战略性的准确把握，有精辟的见解和深度的思考，而且愿意尽其所能为民众做1些实实在在的事，但他可能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属于不善言辞、务实坦诚的类型。当然，民众最欣赏既善言辞，又具战略思维的政治家，但这种人在台湾实在是凤毛鳞角。

　　从台湾主要政党需要辩论的政策议题看，有百年执政经验的国民党，历史上有许多惨痛的教训，这些年通过不断检视过去，深刻反省，其政党理念更加务实，政治诉求趋于中道，政策主张具有延续性，引起社会争议的问题较少，因此需要辩论的重大议题并不多。比如，在两岸关系上，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是维持现状，这符合大多数台湾民众的诉求，也符合两岸实际，无需多辩。

　　相对而言，民进党缺乏执政经验和战略眼光，当初靠操弄民粹上台，现在以意识形态挂帅，其政策极不稳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行充分的辩论，以此认真检讨现在的错误和失误。然而，民进党创党21年来，对两岸关系1直缺少充分的自由辩论。讫今为止，民进党只在1998年举行过1次公开的大陆政策辩论会，最后达成“强本西进取代戒急用忍”等3大共识，当时引起岛内外的瞩目。2005年前连宋访问大陆前后，民进党内对当局相关部门的处置方式意见不1，也有过举办公开辩论之意，但未能讨诸实施。

　　值得1提的是，2006年3月1日，民进党政策会向中常会提出“大陆政策辩论会”“规划报告”，辩论会设定“战略发展”、“经贸交流”两大主题，初步敲定在当年3月底、4月初分别举行两场电视辩论会，紧接着召开共识会议，盼藉此厘清争议，确立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路线。时任民进党主席的游锡堃信誓旦旦地宣称，辩论不是辩输赢，是为凝聚共识。政策会执行长赵永清更是进1步指出，未来讨论的共识，将成为执政党两岸政策的指导原则。

　　然而，陈水扁当局随后公布“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两岸经贸政策配套措施，对两岸经贸进行钳制和紧缩，引发党内部分人士的不满，民进党籍“立委”郭正亮等人宣布退出辩论会，第2次两岸政策辩论会旋即泡汤。

　　民进党第2次两岸政策辩论会的流产，表明民进党缺乏自由辩论的民主氛围，表明民进党至今仍然执迷不悟，缺乏反省的勇气，表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依然停留在10年前的认识水平，这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民进党连目前的两岸政策路线都没弄明白，还能执什么政？我们看到，民进党最擅长的是不断炮制不断重复政治谎言，持续上演的是流氓泼妇式的谩骂和斗殴，它已经成为制造台湾社会混乱的杂碎，已经蜕变成顽固保守的“民主退步党”。

　　台湾社会确实需要高水准的辩论，需要专业人士的理性表达，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感性诉求；需要不同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而不是鱼目混珠的强词夺理；需要有道德良心的理性思辨，而不是胡说8道的激情雄辯。在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上，为了能够听到更多“旁观者”的声音，台湾媒体和团体也可以邀请大陆学者参与辩论。但是，辩论时正反双方的言行最好文明1点，要有风度，千万不要有泼妇骂街式的人身攻击，更不要拳打脚踢的武功表演，对那种场面，大陆地区除了几10年前的红卫兵外，现在的大陆民众确实不太习惯。

　　（2）要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谎言

　　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深谙“谎言变真理”的道理，他的经验是“谎言重复3遍就会变成真理”，这句“名言”似乎更切合今日台湾——纯朴善良的台湾民众1再被政客轻易成功地欺骗、蒙蔽、愚弄。台湾民众避免自己的民主权利不再受侵害，就必须自觉抵制政治谎言，不仅要能识破“大陆不敢打台湾”、“台湾本来就是1个主权独立国家”、“1国两制”是“大陆要吞并台湾的财产”、“省籍族群”、“守护台湾”、“主体意识”等政治谎言，而且要能看破政治迷局，正确判断主要政党的政治性质，要能看透政治人物，客观评价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要能区分清楚什么样的政治人物是政客，什么样的政治人物是政治家。民众只有既了解台湾，又了解大陆，既了解历史，又了解现实，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才能充分维护自身权益，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才是真正民主的。

　　政客固然可恶，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台湾存在有利于政客滋生政客的社会土壤。台湾有许多经常说谎的政客，民众非但不唾弃他们，反而奉其为民主的希望。更有甚者，如陈水扁，胡说8道，输了官司，竟然还有许多民众死心塌地相信他，支持他，真让人难以理解。作家柏杨1984年演讲时说过：“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1个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1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1个人都成为1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1条路，也是唯1的1条路。”20多年过去了，莫非我们中国人丑陋的1面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个撒谎的政治人物，无论他说得多么悦耳动听，多么令人心动，民众都不应该相信他的政治操守。对于撒谎的政治人物，如果民众不唾弃他，最终受害的只能是民众自己。2007年12月8日，李登辉在和青年座谈时表示，经济搞不好，外国人不来投资，“简单讲，就是我们自己被惩罚，我们选错人”。他引用美国政治学者杭亭顿观点，提出台湾民主化4大威胁，其中第1项即点出“就是参与民主化过程的人开始反民主；完成民主化的人背叛了民主。也就是说，在野党掌握政权之后开始腐败。”他也批评，“有人讲台湾人就应该投给民进党，投给陈水扁，根本就是开玩笑，这样下来台湾就完蛋。”李登辉还抨击这几年来行政效率差，话锋1转说，“我没有看过1个国家，不到7、8年时间，就有10多个部长贪污被抓进去，只有台湾。”

　　对于那些撒谎的政客，民众要坚决唾弃他们，让他们在政坛没有立足之地，让他们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如此，其他政治人物才不敢随意撒谎。至于贪赃枉法的政治人物，民众更要坚决唾弃，绝不能“肚子饿得扁扁，还是要投阿扁”。唯有如此，流氓政治的悲剧才不会继续上演，民众才不会继续受害，否则政治谎言还会继续满天飞。

　　（3）要培育理性的民主思维

　　理性的民主思维就是在观察社会政治现象、权衡利弊得失时，秉持民众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的思维模式，至于理性的行为方式，只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而已。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都不是先有民主模式而后有民主政治，而是在民主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创建、不断完善、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形成理性民主思维的过程，是1个民主思想、民主思维与民主制度同步建构的过程。 

　　从台湾的现实来看，要培育理性的民主思维，就不要过分迷信街头运动。过去民进党打着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旗号，不断组织各种街头运动，有时甚至冲破警方的警戒线，甚至大打出手，与警方发生直接的冲突。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下，民进党赢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扩大了民进党的影响力，实现了其政治目的。但是，街头运动并非总是灵丹妙药。2006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反贪倒扁静坐行动，为了不给陈水扁留下实施暴力镇压的口实，参与静坐的民众不仅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而且多次演练如何躲避警察殴打，尽量避免可能的冲突，结果倒扁反贪行动无功而返。这次大规模的静坐行动表明，对于无耻的陈水扁当局来说，理性和平的街头运动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那么，如果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民众遂发动有暴力倾向的街头运动，行政当局会作出让步吗？按目前台湾的形势看，前景似乎更不容乐观。必须知道，陈水扁信服“天下大乱、形势大好”8个字，他说过正在慎重思考戒严，这是他的心里话，因为当社会充满仇恨、趋于撕裂，陷入动荡失控之时，他就可以通过采取戒严行动，从而达到继续执政的目的。尽管在看到外界反应激烈后，他表示任内不会宣布戒严，但他变来变去，根本不可信。制造冲突和矛盾是陈水扁1贯的伎俩，如果民众有过激行为，可能正中下怀，为了继续掌控行政权力，为了避免被追究法律责任，他会趁机宣布“为了民主不会倒退，为了台湾社会安定，为了维护法律尊严，阿扁不得不宣布采取戒严行动”。面对如此无赖无耻的政治流氓，台湾民众要做的，是尽可能保持最大克制，用选票将政客永远赶下台。

　　稳定的政治环境对民主发展至关重要。没有政治的稳定，民权、民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大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持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其中1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不再发动群众运动，这条经验值得台湾民众思考。

　　（4）要进1步完善法律制度

　　现代法制是保障民主的1大支柱。目前台湾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监督体系，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存在的法律漏洞容易被政客钻空子，如“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过大、罢免门槛过高、司法不独立等，造成政治约束力不够，权力无法制衡，主政者有权无责。解决此类问题，必须从完善法律制度入手，对政治人物的言行，对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参与途径、参与内容作出更明确的规定，进1步完善代议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监督制度等制度，确保议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形式的有效监督。

　　司法独立是完善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陈水扁滥用公权力，毫无顾忌，在弊案曝光后也拒绝下台，与台湾司法不独立有关。在这方面，美国的法治传统值得台湾借鉴。美国的法治观念和司法制度大多源自英国，从殖民时期起，美国人就养成了依法办事的习惯，表现出对秩序和法律的热爱。在《独立宣言》的56个签名者中，有25人是律师。在参加制宪会议的55人中，有31人是律师，其中10人曾经担任过法官。

　　美国人认为，司法独立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建立了1套独立的司法制度。首先，法官享有宪法的保护。根据美国宪法第3条，法官只要尽忠职守，便可继续任职。国会和总统都不能以免职或裁减报酬来对法官施加影响，即使法官们的判断和倾向，也不能成为弹劾他们的理由。其次，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宪法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政府的其他部门和机构不具有司法权。法院有权确定审理和判案的程序规则，自己控制法官工作的环境。此外，司法有权对法官的不当行为采取纪律措施，在发生利害冲突时有权使用适当方法加以解决。最后，司法判决的有效执行得到保证。这种保证不仅来自制度，也来自全民的法律意识。

　　美国的制宪法者们认为，在立法、司法、行政3大部门中，司法是最弱的，也是最被动的。法官们既无兵权财权，又无立法权，只有判断权。为使司法发挥对其他两个部门权力的监督和遏制作用，制宪者们将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最高法院，由此延伸出司法复审权——法院有权裁决国会的立法或总统的命令违反宪法而无效，从而使最高法院处于独立而显赫的地位。

　　司法复审权并未明文写进宪法，在美国历史上，它是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于1803年在马伯里诉麦迪逊1案中确立的。1800年美国第2任总统亚当斯在即将卸任前，匆忙将59名联邦党人任命为联邦法官，他的国务卿马歇尔没有来得及发完委任状便下任了，剩下的17个委任状只得交给接替他的国务卿麦迪逊去发。新任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对此都很气愤，拒绝执行。马伯里等4名被任命的法官提出上告，要求最高法院指令麦迪逊发委任状，因为国会的1789年司法令给予最高法院这1权力。

　　接手处理此案的正是当时已成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马歇尔，他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命令麦迪逊发委任状，很可能会被拒绝，法院也毫无办法，而且麦迪逊还可能弹劾他；如果放任麦迪逊，法院的权力就受到挑战。精明的马歇尔写下了全体法官意见1致的裁决意见书，判定麦迪逊不发委任状是错的，法院可以命令官员尽职。但是法院在本案中却无权命令，因为国会给它这1权力的法律本身是违宪的——该法说，法院可以发布此类命令作为补审司法权，但宪法规定的最高法院初审司法权中并不包括此项，而对不包括在内的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诉权。国会不能改变宪法，因而1789年司法令中的这部分是违宪而无效的。

　　虽然麦迪逊没有被命令发委任状，但是最高法院的权力却得到明确和扩大。马歇尔强调了解释法律是司法部门专有的职责，强调任何违宪的法令都属无效，政府的其他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接受法院的裁决，从而树立了最高法院作为宪法最终解释者的权威。

　　台湾也有“释宪”，但“国务机要费”被解释成“总统”拥有机密特权及拒绝证言权，对于审判中的国务机要费案，如尚未依法核定为国家机密，“总统”依法改核定为国家机密，法院即应改依国家机密保护法相关规定续行审理程序。这样的释宪，显然有利于为陈水扁解套，难免让人置疑。

　　只有切实完善台湾的法律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才能增强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在司法容易受到行政干预的台湾，美国司法独立的经验值得效法。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