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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在中国_政治毕业论文

2016-06-24 01:02

   【摘要】 作为后生追赶型化国家，面临着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有自己的道路。新权威主义是80年代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产生的1种政治。它的主张反映了1些学者对中国国情的。事实上，中国90年代以来的现实印证了新权威主义在1定程度上具有可行性，但现实又不是完全按其理论设想进行。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 新权威主义 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罗荣渠先生将“现代”定义为1个的概念，“现代”是已经存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具体时间上的界定是指108世纪西方革命以来的时代。钱乘旦先生认为“现代化是1次巨大的变动，是人类文明的1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1] （P23）由此来看，现代化是1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这1过程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1、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权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1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同，它们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各有特点。大致我们可以分为3类：第1类是原生型现代化国家。这类国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它是因为其内部的渐渐变化而开始现代化的，“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中世纪的束缚1点点地解除，社会容忍程度1点点增加，人的自由慢慢扩大，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愿望逐渐被社会接受，所有的变化都是而然发生的，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1](P6)其代表国为英国。第2类是国家改革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面临国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变革，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新，实现政治民主化。此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第3类是国家革命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多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在某1政党或个人的领导下，推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力量为主导，推进现代化。其时间多集中于“2战”以后，由于各国的具体环境和选择的社会性质不同，其政治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性:印度直接移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韩国走了1条“威权为体，民主为用”，先发展经济，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就中国而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环境等1系列因素使其政治现代化更受关注：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等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屡次出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现了3次争论：第1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君主救国论”和孙中山的“共和制”间的论争；第2次是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第3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和艾思奇、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争论。3次争论以第2次争论最为激烈。在此次争论中，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权威、专制等思想的认识。独裁派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独裁派主张独裁主义，他们认为这也是1种权威主义。中国内乱外患不绝，因此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中央权力是否集中，地方势力、知识阶层是否拥戴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建立1个统1的民族国家，因而须先经过专制阶段；而中国有史以来尚未有过真正的专制，故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专制。”[2] （P365、366）对于独裁派的主张，胡适、张若奚等组成强大的民主派阵营，对独裁派进行猛烈抨击。他们从独裁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以及历史发展趋势这3方面论述独裁政治的不可行性。相反，民主因其公开性、广泛参与性、监督性等诸多优势，必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凝聚国人的力量，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强盛。因此，“在今日的中国，民治是可能的，而独裁是不可能的。”[2] （P381）这次争论在宣传气势上民主派赢得压倒性胜利，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的思想依然1片混乱。对于民主为何，如何实践，人们缺乏实践操作经验和规范的程序。在抗战大潮中，人们又不自觉地选择了独裁模式。

　　对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这3次争论，我们可以把它们放于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虑。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下：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王朝，却使社会权威价值丧失，人们思想处于混乱之中；30年代的中国则因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并且日本正1步步加紧对华侵略；4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中，民族危机10分严重。因此，这3次争论的发生，不仅受文化因素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在论战中，民族主义情绪1次次将论战推向高潮，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情绪1次次选择集权模式。对此，我们不禁思考：倘若中国处于1个和平的发展时期，中国在现实中的政治选择又会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又1次出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中政治模式选择的争论，即“新权威主义”的论争，而这次论争正是在和平时期产生的。下文将通过对此次论争的回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10几年来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作1探讨。 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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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权威主义”争论的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巩固政权、改造、肃清思想等多种措施，确立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集权主义化模式。党、政、军、高度统1，党控制国家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中央机构由信得过的和忠诚的党员构成，地方党组织严格服从上层安排，最后还确立了党高于国家政府机关的优越地位。经济上，在以单1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代表社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中央企业属于其中央相关部门的管理，地方的企业属于地方部门的管理，导致企业脱离社会，形成所谓的“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的。社会生活上，将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化倾向10分明显：农民置于合作社之中；工人置于“单位制度”之中；知识分子则在1次次的批判和改造后，独立性日益弱化，或成为政权的依附者，或远离政治，与世无争。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不断加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区分“阶级敌人”、“1般群众”、“革命群众”、“党员”等不同身份的人。

　　这种集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1958年达到顶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实行，无视实际条件和经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经济。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斗争，不断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新中国从确立到发展就体现为1种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1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3]（P25）。这种思想的最后总爆发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损失5000亿，相当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4]（P386）但因为毛泽东的存在，这些问题很少被广大政府重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也因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权力的更迭，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树权力合法性的任务。

　　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而展开的，但从1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但是，因为恢复被“文革”破坏的经济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种种问题：①1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和投机的商人结合，倒卖市场紧缺物品，哄抬物价。②在对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但中央财政能力却不断缩紧，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诸侯割据”严重，中央无法从全局控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社会混乱的局面。

　　于是，改革了10年之余的中国，不得不再1次重新思考经济、政治的发展。2者在现代化中的关系如何？政治民主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问题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跃，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1988年左右，中国思想界出现了1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韩国等国家在“2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称为“民主派”），认为中国改革遇见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许多问题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现这些问题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下推动经济发展。这场争论在1989年之后逐渐衰退，但此间许多青年学者加入其中，探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站在今日，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他们的讨论，结合中国此后10几年现实中走的改革之路，对“新权威主义”争论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走向。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3、“新权威主义”思想模式种种

　　新权威主义者对新权威主义的具体内涵并不是完全1致的看法，但在持续争论中，我们依然可以对新权威主义进行归纳。在此，选取张炳久、吴稼祥、萧功秦3人，对他们的思想作1、归纳。

　　（1） 张炳久：新权威主义是1种“半集权“的模式。

　　张炳久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1文。他认为政治是1种活的东西，国家对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这种政治模式对政权合法性巩固有多大意义。因此，理解当时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需从此出发，分析其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而不该简单认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可以、也应该同时马上开展的。“1个国家在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没有秩序而有自由。”[5]（P32）在对这1论点进行分析时，张炳久把人类至今所经历的政治模式分为3种：集权模式、半集权模式、分权模式。集权模式是与传统经济相联系的，中国在1978年改革之前，西欧在中世纪都是这种模式；半集权模式是专制向民主的1种过渡，亦是由简单商品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必要过渡期；分权模式是宪政，它表现在人民监督、权力分散、军队国家化等方面。在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经济与政治的各种关系亦有不同。详见下表：

　　“（指80年代改革之时），我国处于这种阶段中的第1阶段。就是说，计划经济和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5]（P17）中国的改革就是要使中国由第1阶段步入第2阶段，即“经济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体制转换，建立以明确产权为基础、以组织良好的市场为条件的商品经济；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经济的全能性政府向间接服务于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的转换，建立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5]（P2）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具体分析到中国的半集权模式时，张炳久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应具有以下特征：①政治上的集权并非党政不分，应存在2元权力结构。形成执政党向国家政府机关输送人员，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由政府具体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党的领导模式；②经济上的自由表现在“政企分开”，实行“厂长负责制”，由厂长管理工厂的日常运作。厂长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主管部门任免。在现阶段，中国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发展中的商品经济10分脆弱，无法营造1个有利发展环境，这就需要“半集权”政治体制的帮助；②分权体制的1系列规则与运行方式需要长时间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形成；③只有在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成多元的经济力量时，才能为多元政治力量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在实行这种模式后，的自主权会不断扩大，这会促进多元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也会精简人员，精简出去的人员则会在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再加上知识分子、农民等其它多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中国在经过1定时期的发展后，会形成多元的社会力量，这为“分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2） 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

　　吴稼祥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是站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上分析的。他援引许多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新权威主义的普遍性和必要性。

　　所谓“新权威主义”，吴稼祥认为体现在两点：1是“新”。“新”是和“旧”对立的。之所以新，表现在“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7]这是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最大区别。另1点则体现在“权威”2字。这是与自由民主比较而言的；权威体现了中央权力的集中，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克制社会腐败、物价飞涨等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不同与旧权威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另1种政治模式，它是两者间的过渡桥梁。详见下表：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分析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需经历新权威主义。在《萌芽与移栽：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1文中，他发现英国的都铎王朝是其现代化的护航者。此后，又发现即使是在印度或美国这样看似没有新权威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其实新权威主义的角色是由早期殖民者扮演的，殖民时期的议会体制培养了人们民主的习惯。因此，“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1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8]（P52）各国为何都有如此选择呢？吴稼祥认为，1切伟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治结构都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大国的政治更容易在两种极端间摆动，“1种是旧权威主义的中央集权，不给地方自治权；另1种是类似于美国的邦联主义的分裂思想，想取消中央政府。”[8]（P51）前者导致旧体制复辟；后者使国家分裂，权威削弱。新权威主义正好将两者调和，既不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使权力过于分散。因此，各国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选择新权威主义也就不足为怪，这已成为1种历史的逻辑。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传统权威走向衰弱，新权威主义的实行可以将各种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寻找新权威主义的依据时，吴稼祥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1，民主的逻辑----民主离不开市场。①在市场上，政府的公共权力与公共决策的数量相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有利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扩大个人空间；②市场培育了多元的经济利益集团，这有利于政治多元化的形成；③市场中契约化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契约化的发展，这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现实条件；④市场使政治、经济分离，这为政治体制内部权力分立创造了条件。因此，1个健全市场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赖以形成的基础。第2，市场的逻辑----市场化需要权威。市场化是1个国家的经济由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80年代的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处于“经济——政治”的高度1体化向“经济——政治”的2元分离这个过渡中。在此期间，由于没有健全的法规，这就很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和“市场分割化”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面对这1，就需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的政策弥补之不健全，形成政府间接指导下的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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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权威主义何以不会受到压力，重蹈旧权威体制？吴稼祥认为这是因为新权威主义受到民主的压力。他把民主分为“运动的民主、活动的民主和制度的民主。”[9]前两者是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后者是现代化的结果。运动的与活动的民主存在于新权威政权之中，因为它将人们的政治自由限定在1定的范围内，但却10分重视人们的合法利益之发展。在新权威主义下，权威并不是集中于1人之手，更确切的是领导集团内部权威加强，集团内部相互协商；同时，社会上逐渐发展的各个阶层也会加快提高自己的地位。来自内、外部的民主压力将会避免新权威倒回旧权威；最后，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制度化民主会逐渐形成，这是新权威主义的归宿。

（3）、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是第3世界非主义国家化的必要阶段

　　萧功秦对新权威主义的立足于，但他并不把中国改革中需要的模式归为新权威主义，而把它说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政体的1种特殊类型”[10]（P36）。萧功秦对中国现代化中政治体制的从80年代中后期1直延续到今日，他先后发表了《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以及《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从新权威主义出发，分析其概念、特点，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动中，具体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

　　萧功秦把新权威主义归于过渡性权威主义的1种，认为它是有别于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1种政治模式选择。具体的说，“新权威主义是指第3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1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1]（P54）选择这种政权，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发展、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其特点是：“①在经济上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主流趋同；②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③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④对西方先进的、文化实行开放的政策。”[12]在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前景时，萧功秦指出，新权威主义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但因其借助传统思想整合社会，也就有可能退回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因此，新权威主义“是1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就需要发挥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力量，让他们来监督政府活动，才有可能避免这种祸害的最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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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中国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体，萧功秦并不把它归于新权威主义。这主要是因为：①产生的背景不同。新权威主义多是革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失败后所实行的军人政权，但中国在1949年后就建立了1种相对稳定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因此，1978年的改革只能说是原有体制上的自我完善；②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新权威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改变原有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③社会结构不同。中国1949年以来，中产阶级因为商品经济的断裂，而没有形成，缺乏新权威主义学说所说的监督力量；④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不同。新权威主义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社会信仰，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其完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因此，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改革应属于另1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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