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传统视域中的政治哲学：以亚里士多德、

　     [摘要]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政体是1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哲学上偏好折衷的他，把共和政体看成理想政体，但指出理想的、最优的不1定是最合适的。进入中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对人类理性与政治制度演进之间关系的争论不断，有的强调理性设计的关键性作用，有的赋予历史、传统以超越每1代人的理性的力量（如伯克）。19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密尔，对思想史出现的两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概括、总结和调和，使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表现的相信理性而又尊重传统的政治智慧得以重现。20世纪60年代以进化论理性主义反驳建构论的唯理主义的哈耶克，其理论观点的继承性也许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     理性         传统         折衷                                 我国有学者提出：自由、理性和传统是我们解读思想家的政治哲学体系的3个基本的层面；而关于理性的性质及其特征，似乎没有人比哈耶克做出过更为精辟的描述。持以上观点的学者或许是受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第4章“自由、理性和传统”的影响，但不管因何得出以上结论，笔者认同自由、理性和传统是解读思想家的政治哲学体系的3个基本的层面，但不太赞同把哈耶克在政治哲学史中的地位抬得过高的做法。事实上，哈耶克有关自由、理性与传统的许多思想观点都可以在他以前的政治思想家的代表作中找到思想内核。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3位思想家有关“理性与传统”的理论观点的回顾与评述，1方面揭示哈耶克政治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另1方面从西方政治思想史有关人类理性的论争中汲取思想资源以供现代研究者参考和反思。                   1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是19世纪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逻辑学家和妇女研究先驱。1）由于种种原因，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密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贡献极少言及，而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更是少人问津。1935年郭大力先生在为《穆勒经济学原理》1书写“译序”时说：“他（即穆勒）自幼年以来，就觉得他在思想界最宜担任的职务，是建筑桥梁，开拓道路，使已有的真理，联合成为1个系统。……，他把当前最上流的思想融化了。他在经济思想史上能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由于这个原故。……，穆勒的经济思想承前启后，为经济思想史上1重要关键，这是世人公认的”。那么，密尔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是否也发挥了“建筑桥梁”、“把当前最上流的思想融化”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呢？下面主要通过分析他的《代议制政府》来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地位和影响做出评价。                   （1）密尔对理性与传统的“折衷调和”表现出亚里士多德式的智慧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古典时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是权力的归属问题，这具体体现在当时的思想家1般都将对政体问题的研究置于突出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实际上就是1部政体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没有专门讨论人类理性对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问题，也没提及“传统关怀”问题，在那个时代，理性与传统的紧张关系似乎没有出现，也没进入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视野中。但他批评两类政论家：“1类是不顾条件是否具备，盲目追求最崇高（理想）的制度；1类是“虽然崇尚实际政治，却老是不满自己所处身于其中的本邦的体系，而往往盛称斯巴达或其它城邦的良法”。随着古典文化的衰落，进入了被称为“黑暗时代”的绵延1千年之久的中世纪，然后在15、16世纪进入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时期。这期间，政治思想家围绕“理性”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有过反反复复的争论，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观点：1种是特别有理性信仰，把政治制度当成经由人有目的有意识的设计、制作的产物（如阿奎那、马基雅维利）；另1种是非常有传统情怀，把政治制度看成1国人民的习惯、本能和无意识的需要的产物，是1种自然的、有机的产物（如伯克）。密尔在其《代议制政府》中的第1章就对思想史的这种争论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他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可以说，密尔在理性与传统的问题上表达出1种不偏不倚的比较折衷的观点，这令人自然联想到他的折衷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该经济理论体系是西方经济学演进过程中的第1次大综合，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当然，密尔对西方政治哲学演进过程所进行的“综合”不1定能够与其对西方经济学的“大综合”相提并论，但其对理性与传统的“折衷调和”确实重现了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闪烁的智慧之光。           1、密尔和亚里士多德都肯定人类具有判断政体优劣、进行政体选择的理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视野中，政体是“可知”的，人类具有对政体进行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能力，同时，政体也是“可遇”且“可求”的。因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的力气研究政体分类的标准，剖析各种政体的优点和不足，找出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原因和救治的方法，以便为人们的政体选择行为提供系统理论知识和经验材料。应该说他研究政体的目的性是很强的，或者说他的志向是高远的。他给人们提供的不仅是知识引导，还努力教大家如何对各种政体进行理智的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给人们提供操作层面的指导。很难想象，1个连政体可否选择都有疑问的人能以那么高涨的热情投身于政体的比较研究。密尔同样对人类运用其理性认识政体优劣，进行政体选择表示肯定。他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所以，它们象1切由人做成的东西那样，或者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在它们的制作过程中，可能运用了判断和技能，也可能情况相反。又，如果1国人民出于疏忽而未能，或者由于外来压力而无权，通过试验性方法……为他们自己发展出1种政体，这种政治进步方面的阻滞对他们说来无疑是巨大的不利，但不因此证明对别国人民是好的东西对他们就不会也是好的，以及当他们认为适于采用时仍然不是好的。”“既然适于特定国家的政府形式是（在1定条件下）服从选择的，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根据什么标准来指导这种选择；什么是最适于促进特定社会利益的政府形式的突出特点。”由此可见，密尔与亚里士多德1样都相信人类能够运用理性对政体进行价值判断和做出选择。         2、密尔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在进行政体选择时必须充分体现传统关怀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是建立在人类完全具备认识、判断政体优劣的能力，享有政体选择的自由这样的假设之上。但同时，亚里士多德也特别强调，政体选择是有限制的。他在《政治学》第4卷“现实政体的类别”中先以“体育”为例说明1切技艺和学术都应该给人们提供全面而非片面的知识，政体研究更应该力求完备。他说：“何者才是最合乎理想的教练方法——所谓理想方法就是适宜于具有良好的体质而又具备最优越生活条件的人们的最好教练方法；以及何者才是普遍相宜于大多数人体质的教练方法——在这方面，体育教练也得1并给予考虑。”那么，政治学术应该如何做到力求完备呢？“第1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2，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1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1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3，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从这几个“应该考虑”足见亚里士多德的智慧。理想政体或者说最优良的政体的确是存在的，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建立和维持最优良政体需要具备1些特殊的条件。因此，政体选择是有限制的，只能追求“适合”，不能奢望“最优”，立法家和政治家应该指引人们如何在既定条件下寻求与本国实际相适宜的相对良好的政体，这种相对良好的政体不仅是能够创制的，而且是有办法维持的。           而密尔则说：“没有人会以为每1国人民能够实行每1种制度。不管我们愿意怎样运用机械装置的类比，人们连选择1个木和铁制的工具也不会仅仅因为它本身是最好的。他考虑到他是否具有为使这种工具的使用变得有利而必须同时具备的其他条件，特别是使用该工具的人是否具有管理工具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跟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最理想的不1定是最适合的”是1致的。更值得1提的是，密尔提出了“政体适合”的3个条件。他说：“并须使之适应现有人们的能力和特点。这包含着3个条件。为人民而设的政府形式必须为人民所乐意接受，或至少不是不乐意到对其建立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使它持续下去所必要的事情；以及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使它能实现其目的而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做’这个字应理解为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他们必须能满足行为的条件和自我克制的条件，这些条件不论是对保持既定的政体存在，还是对使它能达到目的都是必要的。”（这就是说，“适合”的才是可接受和“可行”的，假如不顾历史、传统、习俗，不考虑国民在情感上、能力上能否接受和支持，只听从抽象理性的摆布，那么，就算建立起某种政体，也难以维持。因此，密尔指出，有关政治制度的两种互相冲突的学说（1派把政治制度完全看成是1种发明创造的事情；另1派把政治制度看成1种自然产物）必须调和，才能得出真理性的认识。而调和意味着既在1定程度上肯定理性的作用，也在1定程度上考虑自然、人文环境，历史、传统因素的制约。                   （2）在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中已存在哈耶克关于“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这种划分的思想内核                   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出版于1861年，比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书的出版早1个世纪，若与哈耶克1965年发表“理性主义的种类”1文相比，那就更早了。可是，学界对哈耶克有关“建构理性”与“进化理性”的评说不厌其烦地进行研究，而对密尔在《代议制政府》1书中关于思想史两种不同政治哲学观点（政治制度是“做成的”还是“长成的”）的总结、概括与评说却极少关注。正因为如此，哈耶克关于理性的性质及其特征的描述倍受推崇，而其思想观点的历史继承性却被忽视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