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进程的轨迹已初见端倪_政治毕业论文

中国的政治变革将和中国的经济变革有相似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变革有3个特征：
　　1，在压力下被迫启动：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终于下决心改革。

　　2，农民先杀出1条血路：小靳庄的包产到户秘密协议上按的都是血手印。

　　3，增量改革：先不动国有企业，等到外资企业和私有经济成为国家经济支柱之后，再来改造国有企业。

　　中国的政治变革也将有相似的3个特征：

　　1，在压力下被迫启动：官员腐败，民怨沸腾，中国已经到了“覆舟”的边缘。民谣曰：“（主席台上的官员）全部枪毙有冤枉的，隔1个枪毙1个有漏网的”；又有民谣曰：“我们农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农药和科技人员，而是陈胜吴广”（又1说是“最需要的是枪”）。

　　2，农民先杀出1条血路：各地农民为捍卫自己的土地，和警察或开发商雇佣的黑帮分子发生流血冲突。

　　中国的农民是很温顺的，种地亏损，就进城出卖劳力，赚回血汗钱，去交各种税费。但官员们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和商人们勾结，以“开发”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直接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农民终于忍无可忍了。随后工人（出租车司机）和知识分子（重庆教师）也开始了抗争。

　　3，增量改革：民主政治需要新闻自由、舆论自由，但立即放开报纸和电视，会造成巨大冲击，于是逐渐放松因特网的言论自由，例如默许报道各地的群体事件等。因特网承担起了“舆论增量”的角色。

　　民主政治还需要有独立的政治团体。重庆和3亚出租车司机罢工之后，政府官员都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协会，以便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政府与企业对话。可以预见的是，重庆教师罢教之后，也会成立代表他们利益的教师协会。这些新的政治团体作为现有政治架构的增量部分，既能够发挥必要的作用，孕育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又不会破坏原有的政治架构。

　　210年今非昔比

　　随着重庆司机和教师相继取得罢工和罢教的胜利，全国各地、各行业将会出现更多的罢工和罢教事件，农民得到这些胜利的鼓舞，也将扩大他们的斗争。

　　面对这1局面，中央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再象210年前那样进行镇压了。因为今天的情况和210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异。

　　1，运动主力：210年前，运动的主力是在校大学生；而今天是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大学生不上课，天不会塌下来，但是，仅仅招不到出租车，社会就乱套了。

　　2，仇恨对象：210年前，是远在京城里的少数几家官倒公司；而今天的仇恨对象就在老百姓身边：贪污腐败的官员，不断加薪的公务员，不能得罪的单位领导，为富不仁的商人，拖欠工人工资的老板，不讲道理的警察和法官，强行拆毁民宅的开发公司，垄断企业的办事处：电信、电力、加油站、……，坚决不降价的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处，见死不救的医院，收费昂贵的学校，……

　　3，诉求内容：210年前，是抽象的“民主”、“自由”等政治理念，而今天是非常具体的物质利益：钱，工资，土地，房产，房价，油价，……

　　4，运动动力：210年前的动力是理想、热情和政治信念；而今天的动力是生存压力、生活压力。不抗争，就活不下去，或活不好：没钱买房，没钱看病，没钱送孩子上学，而贪官污吏们却肥得流油。巨大的心理反差造成了巨大的反抗动力。

　　5，缓冲力量：210年前，上海政府把工人动员起来，作为学生和军警之间的缓冲力量，避免了事态恶化；但今天这支力量不存在了，工人本身成了运动的主力或潜在主力。

　　6，中央权威：210年前，主政中央的是开国元勋之1邓小平，他在党内和军队里有着绝对的威望；他启动了改革开放，也赢得了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好感。今天的最高领导，虽然不必依赖人民的支持才能坐稳位置，但人民的不满会成为政治对手批评和罢免他们的强有力的理由。

　　7，运动目的：210年前，运动的目的是推翻现有政治制度，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今天的民众并没有这样的目标，相反很愿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里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认真和政府官员对话，接受政府的安排；重庆教师罢教的依据是政府的有关政策：“教师的待遇和当地公务员待遇1致”，罢教的目的是要求落实这1政策。

　　8，事发地点：210年前，事情发生在首都、发生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今天则是发生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对中国政治的冲击力小了很多，中央政府面对的压力和尴尬也小了很多。

　　新条件，新情况，新措施

　　实际上，中央政府也没有必要进行镇压。对于今天的问题，在武力镇压之外存在着更好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能顺便解决1些本来就该解决、但1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1，政府现在很有钱：有了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2，借刀杀人：中央可以乘机借助民间的力量整治地方官员。

　　在正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对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无能为力，只能靠发红头文件“3令5申”，但毫无效果。连农民都知道：“（中央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常识，连小学生都能够活学活用。1旦中央打算动真格的，地方官员就消极怠工，让中央政府束手无策；甚至连地方小吏都敢造假帐欺骗国务院总理。

　　要制约地方官员，仅靠天高皇帝远的中央政府是不行的，而必须依靠当地的平民百姓。只有把老百姓及其代表人物的力量调动起来，才能有效制约地方政府。

　　3，让人大机制发挥作用：应该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但不能使这个力量失控，不能象“文革”时那样。“文革”失控后，毛泽东靠自己的权威，通过军管和把红卫兵发配到农村去，恢复了对局面的控制，但今天没有人具备这样的神力了。

　　群体事件的可能结果之1，是出现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例如出租车司机协会和教师协会等，那些积极串联和组织运动的核心人物，可能转化为职业或半职业的政治人物。这些团体也可能雇佣专业人士代表他们进行政治活动。例如在重庆教师罢教时，就有律师为他们出谋划策。协会以后可能会雇佣律师为自己服务。律师们精通法律，能够更好地进行维权工作。这些律师可能会转变为中国第1批职业的民间政治家。

　　政府应该把民间的力量引导到1个可控的体制中去。这个体制就是现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法律赋予了人大巨大的权力（监督各级政府工作，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员和各级公检法首长，……），只是这个权力机构1直没有发挥作用。如果能把人大的权力用好、用足，中国的民主政治局面基本上就形成了。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余量”——可以使用但未被使用的制度力量——是非常大的。

　　中央政府的战略应该是：默许民间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默许民间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要把这些力量及时引导到人大这1制度中去，成为1种稳定的、理性的、合法的力量。

　　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增强人大的作用，使人民认识到人大的意义，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转入人大，愿意通过人大这个机制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捍卫自己的利益。

　　关于改善人大工作，很多人提出过很多建议，主要有：

　　1，延长会期，使人大代表能够充分议政；

　　2，增强选举的竞争性。在暂时没有党外人士主动来竞争时，中共可以指示自己的党员候选人主动深入民间，为民维权，让人民认识到人大代表真的能够代表自己，从而改变“选举只是形式”的观念，吸引党外人士参与竞选；

　　3，不再提名政府官员做人大代表候选人。

　　4，实行专职人大代表制度。鼓励人大代表在当选后辞去原来的工作，以便全身心地投入人大工作。对于专职人大代表，由上级人大支付1定的薪酬和必要的办公经费。

　　5，提高人大代表的直选范围。 [ 但笔者认为对此项改变应该非常慎重。大范围直选不仅耗费大量竞选费用，而且为政客操弄民众、撕裂社会提供了机会。在美国合适的做法，在中国未必合适，台湾就是证例。]

　　结束语

　　很多人认为中共不会主动搞民主，这种思想是静态思维的结果。现在的情况很明朗：不搞民主，就无法根治腐败，党必垮无疑，而搞民主，党可以消除腐败，保持健康，避免垮台。怎么做比较合算，是不言而喻的。410年前如果谁说中共会搞市场经济，别人1定会以为他疯了，但事实证明中共很喜欢给世人1个意外。

　　在中共内部，担心搞了民主会失去政权的人肯定不少。但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权失而复得，并在议会和县市长选举中大胜，显然有助于主张搞民主的人去说服他们。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党外力量想通过人大层层选举夺取全国最高领导的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党外力量夺取区县1级的执政权，就已经会产生足够大的鲇鱼效应，使共产党警觉并改善自己的工作。

　　说到国民党，笔者脑袋里突然冒出1个念头：81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造，使国民党取得了北伐的胜利。81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民党党员也可以进入大陆，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各地的人大代表竞选，推动大陆的民主政治进程。至少在福建、广东等地台商密集的工业区或居民区，可以先行试验。第3次国共合作的内容不应该仅限于经济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