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政治论文 > 正文

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1)(3)

2016-07-31 01:03
　　此外，马克思也不满意施蒂纳把资产者等同于德国的善良市民和小资产者，把起历史作用的资产者等同于不起历史作用的德国小市民，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为资产者唱赞歌呢?能否理解为马克思此时仍在资产阶级的法权概念中缠绕呢?我认为，《形态》时的马克思已经跳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构架，并对以人的自由权利(如自由，生而平等，博爱)的自然法权进行了彻底解构，当然这是从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历史根基之处进行的解构。就是说，马克思不相信单单的，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空洞的政治信条和理念就可以说明问题和改变问题，关键在于基于现实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全面性)意义上的改造(马克思没有像施蒂纳那样甚至连自由、平等本身所蕴含的精神也给否定了)。这点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伪批判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可以说，施蒂纳对政治自由主义批判的过了头，而马克思通过对施蒂纳的批判说明肯定了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政治解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领域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当然，政治革命对马克思只不过是德国解放的必要环节而非最终环节)马克思也看到了现代法权(马克思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扬弃)的意义，“公民权即积极的公民权对工人是如此的重要”。同时，马克思对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反封建革命)的不彻底性也给予了揭示，即政治自由主义的限度即：“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作无需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作为自己的自然基础。”“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利，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了政治解放的现实根基，即回答了政治解放的必要性及其如何可能的问题——解放的手段、条件和目的!如果说施蒂纳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给马克思的政治观、国家观和人权观有什么启发的话，那就是施蒂纳用自己的一套神圣化而非历史的、非现实的话语说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限度，这一点马克思不买他的账。关于这一点，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予充分展开说明。
　　
　　(二)社会自由主义之“反批判”
　　施蒂纳把社会自由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当然，这是指当时德国思想理论界兴起的哲学共产主义流派，其典型代表有赫斯等人。这其中不包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相关论述，因为在《唯一者》中，施蒂纳仅仅提到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大体来说，施蒂纳从劳动的“非人性化”、私有财产的“虚无化”、共同体的“飘渺化”三个方面对社会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
　　1、就劳动的“非人性化”这一点，施蒂纳谈道：“就工作日方面而论，他绝对不会把你当作单纯的人，而是当作人的劳动者或劳动者的人……而在第二个观点隐藏着不自由性，……努力使你依于这样的信仰：劳动是人的‘命定与天职’。”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驳斥：“他把‘劳动’是人的‘唯一财产’这种思想悄悄塞给共产主义者。”可以说，马克思对劳动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意义的看法，对于马克思反驳施蒂纳至关重要。
　　关于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学术界存在着争论。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落脚点不在于是否彻底废除“劳动”，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其对劳动的评论上：即在什么条件下物质生产劳动才能成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自我实现，也就是对马克思来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只是一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手段，而非目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劳资矛盾)意义下的“劳动”，即：“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关系这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这句话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具有普遍性，个性，而活着的个人丧失了个性。可见，施蒂纳对社会自由主义的批判看到了劳动的“非人性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教以来崇尚“劳动”、“节俭”的世界观的彻底颠覆，这一点是较为深刻的，可以说在批判新教以来的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劳动”观上，马克思与施蒂纳是一致的(至于施蒂纳是否完全脱离了资产阶级法权范畴，马克思肯定持否定态度的。但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不管施蒂纳是否从主观上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竟他还是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即使是从反面)。对于施蒂纳强行把“劳动”是人的唯一的财产的观点塞给共产主义，马克思回击道：“不幸的桑乔除了在这里塞进‘人的本质’之外，还不得不把‘自由活动’——在共产主义看来这是‘完整的主体’的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变为‘非精神的劳动’。”马克思在这里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恰恰是自由活动的表现，“劳动主体作为‘丰富’的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这里指：劳动的充分发展状态——笔者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可见，施蒂纳恰恰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解反了，这是其致命的失误所在。在《唯一者》一书的其他地方，表达了他对劳动的看法，“仅仅是劳动并不能使你成为人，因为它是形式的东西，并且它的对象也是偶然的；问题取决于：你、劳动者是谁。劳动必须是一种促进人类前进的劳动、考虑人类福利，为历史即人类发展服务的劳动，总而言之，是一种人的劳动。”我认为在这里施蒂纳的眼光与马克思极为接近，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可是，马克思不仅仅局限在这一点，他认为：“过去的工人起义的形式都是与劳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以及由此决定的所有制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直接或间接的共产主义起义则是与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圣麦克斯不去研究这种复杂的历史，却来完成从能忍耐的被压迫阶级到不能忍耐的被压迫阶级的神圣过度。”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劳动的意义)，即消灭“劳动”的历史阶段性的不完善性。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明确指出：要把人的受压迫和机器大工业(人受压迫的一个历史性的原因之一)的发展联系起来，而非单单以基督教的信仰和“人”的抽象发展为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