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献目录的过去和对今后工作的希望

藏文典籍的目录现存最早的是九世纪初赤松德赞时编的《董塘丹噶殿译经全目》，简称《丹噶目录》，保存在丹珠尔经杂部内。录译品四百余种，其后数百年间译出的经论日益增多，至十三世纪，与八思巴约略同时的菊登日比惹墀从大都得到大量纸墨。与卫巴罗思，“王贞”南欧色译师、甲绒人江曲崩等人共同整理藏译经卷，汰复去伪，写完后置于那塘寺中，成为现在的藏文大藏经的蓝本，并由此传抄至萨迦、蔡贡塘、达垅等寺。元帝命庆吉祥等对勘蕃汉，凡有蕃文译本者均在汉文目录下注明，是为“至元法宝勘同录”，取材止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十四世纪中叶，布敦大师（1290-1369年）在霞鲁寺重新校订甘珠尔、丹珠尔，将其全部目录附录于其名著《善逝教法史》之后，后世刊印大藏莫不取于此。至清代乾隆年间，工查布著《汉地佛教史》，指出布敦目录中经藏部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磐的五分法和次第系取法于汉文大藏，明朝刻印的大藏较至元录少二十七帙，取舍编次均有不当云云。并将至录全部译成藏文，附于所著《汉地佛教史》书后，则是仿效布敦的作法。这是汉文大藏目录唯一的一部藏文全译本。

甘珠尔、丹珠尔两词中的“珠尔”是“译品”之意，所收绝大部分都是译品，藏族本身学者的撰述收入者极少。（唯一的例外是北京版，续入宗喀巴全书及章嘉（1642-1714）全书，其它各版都没有。）这一点与汉文和日本、朝鲜的大藏经编法是不同的。汉文大藏均以译品为正藏，本土撰述为“付藏”或“续藏”，历代陆续增人，例如明代的嘉兴藏（1589-1676年刻造）一万二千六百卷中，续藏占到百分之四十四之多。

藏文典籍在十一世纪以前以翻译为主，其后藏族本身的撰述渐多，但是在雕版印刷术未传入西藏之前全靠手抄，由于抄写者的水平不一，校对便成为很重要的一道工序。我们看到敦煌吐蕃文书及其后的许多抄本的末尾都常常记有初校、再校、三校字样，其中有些并有署名。可见是费了很多功夫的，但仍不免讹误。十四世纪中雕版印刷术开始传入西藏，这对于校对质量和流通数量两方面无疑都是很有利的条件，但这也不是短期间马上就能传播很广的，其大规模的应用是在稍后的明永乐年间。

十五世纪初，永乐帝派中官侯显等入藏，取来梵笑藏经，1411年刊成甘珠尔全部并选刊了丹珠尔里的六种最重要的论著。至于丹珠尔则是在其后近二百年之久，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在北京添刻的，据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只有四十二帙，是否刻全了，尚待查。永乐版是在南京刊成的（藏史记载其为铜版，待考），印刷后首先送往五台山菩萨顶，后送往藏区各地，至今仍有保存的。这对藏区雕版印刷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就在永乐版刊成后不久，帕竹王朝的执政者第斯·扎巴坚賛（1374-1432年，明封阐化王）主持刊刻了萨迦五祖全集十五帙。与此约略同时，宗喀巴逝世（1419年）后不久，乃东宗本·南喀桑布刊刻了这位大师的全集十九帙，世称甘丹旧版。这两项工程都是需要相当雄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才能完成的。这标志着藏族本身的雕版印刷事业己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十七世纪初，噶玛派红帽系的第六世活佛曲吉旺秋（1584-1630 ）［有人说是黑帽系的第十世活佛曲英多吉（1604-1674））在云南主持刊刻了甘珠尔。此版后来被迁往西康里塘大寺。因而以“里塘朱版”见称，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在藏区刊印的甘珠尔最早的版本，到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刻印大藏之风大盛，卓尼（1721 ）、北京（1724）、那塘（1732）、德格（1733）诸版前后时间均相去不远。无论哪一种版本都延聘有著名的大师主持并撰写目录，详述源流。例如大校阅师·楚臣仁钦（1697-1774 ），司徒·曲吉窘内（1699-1775 ），嘉木祥二世·吉美旺波（1728-1792 ）等所撰，均称名著。

与此同时，个人撰述之风也更加兴盛，其作品丰富者大都由其及门弟子汇编成集，也有本人在世时编定的。各家文集之目录一般都分置于各峡之首。至于列举诸家文集并录出部分重要子目的则有十八世纪末年隆覩喇嘛（1719-1795）写的“迦当、格鲁大德文集目录”，收文集四十余家，其中布敦、宗喀巴等数家之子目校详，其它较略。作者自述某些重要学者如夏日·格登嘉措（1607-1677）等，未得见故未录，十九世纪中叶，第三世嘉木样的秘书喜饶嘉措（1779-185？）有缘进入历辈嘉本样协巴珍藏的书库，并且是个有心人，记下来编成“罕见书目”分为二十类，其最后一类为文集类，计收九十余家，其中有五十种在1959年拉卜楞寺总书录中未见，不知是否已散失。布达拉宫达赖五世（1617-1682）的书库比嘉木样达巴的更为丰富，而且至今仍未散失，可惜其目录现在已找不到。如果当初曾锲版印则造福士林不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