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整理浙江地方文献的工作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浙江的图书馆事业已有长远的历史，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亨嘉创建浙江藏书楼算起，已经八十年了。浙江藏书楼建立的同一年，绍兴郡城也出现私人创办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会稽徐显民“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若一郡人之书也。其事业集于庚子，告成于癸卯。凡庚古今及域外之书总七万余卷，图器悉具。”徐氏为了推广图书文化事业，“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 （张夸：《古越藏书楼记》）这些都足以说 明浙江从来就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公共图书馆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浙江藏书楼建立没有几年，就同浙江官书局合并，扩大为浙江图书馆，从此以后，图书馆事业蒸蒸日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全国范围来说，浙江图书馆称得上是历史悠久，藏书丰富的著名地方图书馆，为传播科学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八十年来，浙江图书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是：

一、历任馆长大都是当代有名的学者。他们总是带头从事学术研究，从事古籍整理，使浙江图书馆事业生气勃勃，在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方面尽了自己的力量。最早制订的《浙江公立图书馆章程》（1917年）就明确规定，馆长必须由“硕学通儒”充任。这一条确实是做到的。远的姑且不谈，就看解放前的两任馆长：陈训慈先生手创《文澜学报》，闻名全国；又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对浙江地方文献作了一次总的清理。一九四二年我到浙江图书馆工作时，馆长是孙延钊先生。他对浙江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著有《温州经籍志校勘记》、《温州经籍后志》，又编纂了许景衡、孙希旦、孙衣言、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孙诒让等浙江名人年谱。因为他在整理浙江地方文献工作中成绩卓著，后来被聘为浙江通志馆总纂。他把家藏玉海楼图书，包括他先人和自己的未刊稿本，无私的分别献给国家、地方和高等学校图书馆。解放初，张宗祥老先生任馆长。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长期从事学术工作。他早年为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尽了很大力量。他校注过浙江最早的地志《越绝书》，利用明刊各本，细心校勘，手写交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五六年问世，成为目前通行的一部最完善的本子。他又校点海宁谈迁的未刊著作《国榷》，根据三种钞本互校，于一九五八年出版。谈迁这部用了三十年精力写成的明代编年史，由于张老先生的辛勤整理，才得流传下来。以上几位馆长所做的学术工作，都是有益于浙江文献的极有价值的工作。

历史证明：八十年来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许多学者，对阐扬浙江文献，保存历史文化，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这是浙江图书馆的一个好传统。

二、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做了大量工作。浙江图书馆从建馆以来，就十分重视珍贵古籍的收藏。一九一七年订立的《浙江公立图书馆章程》中，就特别提到要着重保存文澜阁本，宋、元、明刻本，海内孤本及精钞名校本；注意搜购“私人著述本未经刊行者”；并以摄影或借抄的办法，搜罗海内“珍藏孤本，或私家世守图书。” 在图书的庋藏方面，注意孤本、珍本、精刻本、精抄本、名校本，使中华民族文化不致于湮灭，这是浙江图书馆工作的一大特色。

既然具有这一特色，就要使这些有价值的文化典籍，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典藏是为了流通，为了传播文化。目前学术工作者最大的希望，就是各级图书馆要下决心为研究人员提供条件。国内有的图书馆，对比较重要的古籍采取保密或封锁的办法，把古籍当作古董，自己不去整理，也不愿让别人动手整理，这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显然是不利于学术繁荣的。

三、十分重视浙江地方文献的征集。最早的《浙江公立图书馆章程》（1917年）中就规定：要重视访购“本省乡土艺文及名人手稿本”。在这方面，几十年来浙江图书馆是很有成绩的。例如一九一五年收藏了清嘉善叶濬发的未刊稿本《文献通考补增》及《文献通考参补》；一九一六年又发起向全省征集省内各府厅州县志以及全省各地的碑碣石刻拓本（详见《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第二期）。馆内还出版过清瑞安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木刻本）、清仁和谭献的《半厂丛书》（木刻本）、项元勋的《台州经籍志》（铅印本）等等。由于重视浙江地方文献的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例如浙江地方志的收藏就比较齐全。我编著的《浙江地方志考录》（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就是在浙江图书馆任职期间，得到浏览方志的方便，逐步积累资料，后来再补充南方和北方各馆的藏书，才得完成。地方图书馆重视地方文献的征集和典藏，这确实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