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3)
2013-11-04 01:06
导读：化来对抗外来。「复兴文化」成为30年代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8─9月，国民党政权加紧文化「围剿」，查禁进步刊物，逮捕共产
化来对抗外来。「复兴文化」成为30年代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8─9月，国民党政权加紧文化「围剿」，查禁进步刊物，逮捕共产党人进步文化人士。陈立夫下令取缔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等组织，并且通缉鲁迅等人。1934年2月，在蒋介石倡导下全国开展 「新生活运动」，要求民众将「礼义廉耻」作为生活的准则。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请出孔夫子和关圣帝君的亡灵作为供奉的思想文化偶像。戴季陶、陈立夫等多位国民党政权高官频频活动，发表谈话和文章，鼓吹「复古」。1934年4月16日，陈立夫在南京市政府扩大纪念周上发表题为〈文化建设之前夜〉的，他认为：「吾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5由此他提出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同年10月10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成立，陈立夫任理事长，提出以发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统一精神」、「创造精神」为该会主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该刊发刊词宣称：「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夫然后才有中国的民族复兴。」6陈立夫在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文化建设论〉，赞誉「光芒万丈，无与伦比」，认为7：
我们要建设文化，须先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再尽利用科学的发展，以创造人民所需关于衣食住行之资料，则民族之复兴，当在最近之将来。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武育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镛、樊仲云、萨孟武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认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停顿，「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很大的质的变动」，由于受外国侵略和文化冲击，中国文化失去了本位的特征。近代几次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解决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反而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失落。宣言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徒然赞美或者诅咒古代中国的思想制度是没有用处的，「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是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吸收的标准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宣言主张，我们的文化建设应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8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十教授宣言」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种赞同和批评的意见纷至沓来。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认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妆出现。」9面对各种意见，1935年5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文章《我们的总答复》，认为 ：「我们所揭橥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在纵的方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在时间上重视此时的动向，在空间上重视此地的，热切希望我们的文化建设能和此时此地的需要相吻合。」「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10陈立夫则在同日发表文章〈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建设〉，直接了当提出：「三义者，即以中国为本位之文化建设纲领也，故以如此之信仰建设
，则国家得以生存，贡献世界，则世界得其进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真义，其在斯乎。」11将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是为了鼓吹「三民主义」、加强国民党政权思想统治的底牌和盘托出。正如张熙若指出的那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12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关于「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延续不断，进步知识份子揭露国民党政权「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的真实意图，讨论发起者以「中国本位文化」强化思想文化控制的目的没有能够达到。
与「新生活运动」、「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相呼应，中国南北各地「复古」浊流滚滚。湖南、广东等地军阀将尊孔读经作为加强反动统治的重要手段。当时有文章揭露：「总之，现在的湖南，与广东的复古，真可说『无独有偶』，但如果再同满洲伪国相联起来，又可说是『鼎足而三』了。」13「代表统治阶级的正统守旧派……这一派的势力在广东最发达。的确，这一派势力现在最大。他们居住在有枪有权的地位，而言论机关又操在他们的手里。 」14广东军阀陈济棠下令学校恢复读经，先从他直接管辖的军事
政治学校开始，卑礼厚币，聘请经师，讲授《孝经》。陈济棠在1933年重刊《孝经注解》的「自序」中认为：「窃谓欲弭今日之乱，必自正人心始。正人心必自尊孔孟，保持人人固有之始。」讲经每小时薪额达50元，是当时大学讲课每小时薪额的三倍。陈济棠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尊孔的议案，认为：「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礼关岳。」他提议恢复祭拜孔子、关帝和岳武穆王的祀典，并且由广东省的民政厅和厅会同订立祭仪细目，呈准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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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大革命初期由孙中山创建的中山大学，至大革命失败以后风气改变。当年鲁迅离开中山大学除人事上的原由以外，更加重要的深层的原由应当是鲁迅敏锐地感觉到并为日后所证实的学校风气的变化。30年代初中山大学国文系已经从大革命时期的新锐作风向复古蜕变。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国立教育机构，中山大学「树起总理提倡恢复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为陈济棠「尊孔读经」合理化制造舆论。中山大学党义教师陈安仁1933年11月5日和6日在「党报」《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发表长篇文章〈从民族的观点探讨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悠远，文化灿烂，「优美的民族性实为固有文化的胚胎」。中国文化衰落，是由于失去这可贵的民族性的缘故。要复兴中国文化，必先复兴中国民族，即必先恢复固有的优美民族性。同年1月30日陈安仁为辩答各方面的责难，在《民国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文化的生路与死路〉的文章，引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讲演，极力主张保存「、历史、、、、饮食等等……中国固有的优美文化」。
1934年1月15日和16日的《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了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系的演讲，针锋相对地批驳复古的主张。陈序经在这篇题为〈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文章中没有正面批评广东当局和国立中山大学的复古潮流，而是将「五四」以来讨论中国文化出路的不同主张分为三派：复古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衷派和主张全盘接受的彻底派。文章主张彻底西化，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极大反响。报刊发表众多支持或反对意见的文章，甚至在当时形成了珠江北岸的中山大学与珠江南岸的岭南大学一南一北、隔江相望、一古一新的对峙。在极端复古和极端崇新的主张之间，亦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1934年1月5日和25日的《民国日报》上，张磬发表〈从社会的观点探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死路〉两篇文章，反驳陈安仁〈从民族的观点探讨中国文化〉中提出的复古主张和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提出的西化主张，认为中国文化正徘徊在封建文化与次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