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4)
2013-11-04 01:06
导读：民地的歧途，迷恋旧文化的骸骨固属不可能，盲目接受西方近代文化亦必归于幻灭。他主张努力推进基础，中国文化才有出路。1934年2月19日《民国日报》
民地的歧途，迷恋旧文化的骸骨固属不可能，盲目接受西方近代文化亦必归于幻灭。他主张努力推进基础，中国文化才有出路。1934年2月19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何汝津的文章〈文化问题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主张一部分人「整理国故」，中的自然科学可以移植到中国，科学则有待本术机构自由研究。何汝津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既不是模仿资本主义的文化，亦不是模仿布尔什维克的文化，而是适应自身生存的文化。15
长期以来，胡适被误认为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论的人物而备受批评。1929年，胡适在英文刊物《中国基督教年鉴》发表文章〈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文章使用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两个词来表达文化观点。潘光旦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书评，认为胡适文章中这两个英文词语具有不同的意义。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全力现代化」或「充分现代化」。潘光旦表示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赞成「全盘西化」。虽然胡适取代陈序经成为「全盘西化」潮流最具有影响的人物，最早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并且成为30年代「全盘西化」论代表人物却应首推陈序经。1931年，陈序经在《刊》2卷3期上发表了〈东西文化观〉一文，文中他首次用「全盘西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陈序经后来回忆当年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到了民国二十年间，我开始用了『全盘西化』这个名词，…… 『全盘迎受西洋文化』的字样，在我们最初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时候，我既没有发现这些字样已经有人用过；而十余年来流行最广的『全盘西化』这个词却是我用得最早，至少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人用了这个名词是较我为早的。」 16
陈序经是海南岛文昌县人，1903年生，1920年入读岭南中学，1925年
于
复旦大学，1928年获美国依利诺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岭南大学
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次年重返岭南大学。1934年以后陈序经转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1949年后陈序经曾担任岭南大学校长，1967年去世。1925年陈序经在
留学美国期间便萌生「全盘西化」的主张。1928年陈序经在岭南大学，明确提出中国要「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主张。1931年陈序经在《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发表文章〈东西方文化观〉，第一次用「全盘西化」这个名词来表述他的观点。1933年陈序经写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在书中他从研究文
化学理论入手，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全盘西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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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本位文化」论对立，「全盘西化」论在二十世纪30年代形成了具有影响的社会潮流，出现了如胡适、陈序经等一批颇有影响的人物，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宣扬「全盘西化」论的文章和著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全盘西化」潮流，思想内容丰富，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物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理由和表达方式鼓吹「全盘西化」论。胡适虽然不是「全盘西化」论的首创者，对于推动「全盘西化」潮流却产生了很大的作用。1935年，胡适看到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这篇文章以后表示：「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 17在胡适看来，「全盘西化」是一种态度、一种策略，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手段。他认为「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18「全盘西化」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这便是陈序经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文中将胡适归于「折衷派中之一支流」的原由。由于胡适具有比陈序经更大的社会影响，他将「全盘西化」改称「充分世界化」，主张以「全盘西化」来达到建设「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的目的，得到更广泛的回应。在众多「全盘西化」论者中，胡适逐渐成为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
除陈序经等人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胡适等人折衷的「全盘西化」论以外，还有张佛泉、张熙若等人接近「全盘西化」论的主张，这些形形色色的主张各有不同，但在思想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反对「中国本位文化」论，主张以西方为标准，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全盘西化」潮流并非如某些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源于鼓吹者对西方文化的倾慕，也不只是停留在「西优中劣」或「中西异同」的简单比较，而是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正是因为「全盘西化」并非情绪化的口号，而是具有深层的思想理论基础，所以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至今不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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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30年代广东画坛的新旧之争
国民党政权建立思想文化统治的努力、一时甚嚣尘上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在20、30年代的中国领域亦有所反映。 1935年2月10日郑午昌在《国画月刊》发表文章〈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刊展望〉，对「十教授宣言」提出的观点表示赞同20：
不盲从不守旧，为我们一贯的主张，此与最近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在文化建设的宣言中提倡 「中国本位 」文化的旨趣，正相吻合。可知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已为国人共同的目标，而十位元教授的宣言，就是代表国人的一致呼声。
南京、上海等地兴起「复兴固有」的潮流，国民党政权重视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建筑艺术，力图使「复兴」、倡导「中国本位文化」通过「复兴固有建筑艺术」得以实现。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南京城市建设《首都计划》和上海市政府制定的《市中心区域计划》，提出建筑设计要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国民党政府采用手段强制和思想舆论引导，将改良的传统建筑作为样板推行全国，这一时期各地出现了许多「复兴固有建筑艺术」的建筑设计作品。
20、30年代广东画坛「国画研究会」画家和岭南派画家关于新旧艺术的论争，虽然与 「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从论争双方所持立场，无疑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西化」与「反西化」潮流的激荡。二十世纪20年代，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派联合中国共产党人从广东出发，展开了讨伐北洋军阀、重建共和政权的革命战争。广东地区一时新风弥漫。在风气的影响下，广东画坛呈现出革新的气象。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派画家成为最具影响的革新力量。与岭南派对垒的传统派阵营的主要力量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美术团体「国画研究会」。「国画研究会」前身为「癸亥画社」。1923年黄般若、潘致中、赵浩公、卢振寰、姚粟若、罗艮斋、邓芬、卢子枢、黄君璧、何冠五、李瑶屏等画家在广州组织「癸亥画社」，以复兴中国画艺为目的。画社成立时向省署立案的呈文表明这一宗旨：「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其国始能以常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征。……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将为印度之续。某等有见于此，用是联志，设立斯社，以研究国画振兴美术为宗旨。」 1925年「癸亥画社」扩充为「国画研究会」。 1926年「国画研究会」向广东省厅的立案呈文中表示：「见异思迁，数典忘祖，国粹之沦亡，不绝于缕，此关心国故者，所为咨嗟太息而不能自已者也。抑之一国之美术，为一国精神所默寄，非徒以表示国治之隆坊，正以考察国民之特性。」 「国画研究会」之宗旨为对于传统中国画艺术「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21。这种从传统立场出发，以「存亡接续」「国粹」、「发扬吾国之国光」自任的态度，尽管再三申明「虽曰 『复古』，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