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文学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2)
2013-11-08 01:12
导读：闻，“怪”与“奇”一直是小说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从魏晋到唐，虽然小说的要素逐 渐具备，描写内容开始由神鬼转向人，但“志怪”、“传奇”的特性
闻，“怪”与“奇”一直是小说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从魏晋到唐，虽然小说的要素逐 渐具备，描写内容开始由神鬼转向人，但“志怪”、“传奇”的特性却依旧明显；再到 宋元话本，“说话”形式对小说内容的根本要求也是故事情节的吸引力；这种特征一直 持续到明代的拟话本，所谓“警世”、“奇观”、“拍案惊奇”都是这种特征的表现； 直到清代文言笔记体小说的复兴，如蒲松龄者，所推崇的仍是“干宝之才”、“幽冥之 录”，“披萝带荔”之“牛鬼蛇神”。(注：《聊斋志异·自志》。)“奇”，由消费需 要变成了小说观念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奇，便满足了受众观赏性、娱乐性、消闲 性和刺激性的需要，也满足了出版商好看好卖好有好效益的需求。正像清人袁于令 称赞《西游记》时所说的，“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注：袁于令(幔亭过客) ：《西游记题词》。)以消闲为第一目的，同时又不致“为风俗人心之害”(清·闲斋老 人：《儒林外史序》)，可以说是传统小说整体的宗旨，这样的宗旨无疑是民间性 的。
上述对传统小说的民间特性作了一个简单的概说，当然不是说传统小说中没有统治者 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但总体上，它们之所以还有活力，还有着可贵的自由的思想源泉与 艺术魅力，首先得益于其诸多的民间特性。
将小说提升至的“中心”位置者，始于近代的康、梁等启蒙思想者。他们借 鉴西方近代文化与发展之路径，重视大众文化媒体在传播新思想、推动变 革方面的作用，而小说就是这样的大众媒体之一，康有为认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 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另一个同时期的小说家邱炜爰亦说，“天下最足移易人心者， 其惟传奇小说乎?”(注：《客云庐小说话·卷四》。)所以要传播新思想，必须利用小 说有力的传媒作用，因为它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中同大众的距离最近，而且还“有不可 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作用，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注：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不过，即使是在维新派 的主张发生了强大影响力的年代，也仍然有人出来坚持小说的民间艺术性，如王国维、 徐念慈等，徐说，“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 ”但“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推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注：徐念慈： 《余之小说观》，《小说林》1908年第9期。)他仍然把“娱乐”放在第一位，把“性情 刺激”亦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新文学与白话小说的奠基人的鲁迅，虽然特别强调小说改 良人生的启蒙作用，但他在小说史的研究中却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传统小说固有的民间特 性，以致于“民间”一词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不过，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重新梳理传统小说中的民间文化与基质，并非要否 定新文学小说中的改良社会人生的作用，只是旨在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当代小说的民 间价值倾向是有其依据与精神传统的；第二，过分强调小说的社会主流文化作用， 将其变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是从晚清维新派的主张演变而来的，它虽曾起过许多有益的 作用，但却最终中断了古典小说亲和于民间文化精神的传统，致使小说在当代走向了畸 形和贫困，最终再度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和对小说的反省与改造。这是一个总体的背景。
二、民间理念的当代复活与拓展
民间理念在小说中的复活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作为理论观念的提出却已迟至1985 年，并且其本身是很暧昧的和很“主流化”的，这很有意思，因为它是在80年代启蒙主 义色彩很浓的特殊语境中出现的，所以难免不被主流思潮和时尚话语所覆盖。
民间理念出现的契机是“风俗文化小说”在1980年前后的悄悄出现。风俗文化小说的 意义在以往我们总是未能给予应有的阐释，现在看来，当代小说的许多重大变革都是悄 悄地从它开始的。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搬家”，在此之前，当代小说虽然作出了巨大 的变革努力，但总是摆脱不了当前话语与意识形态主题的强大遮覆，小说虽然爆发出巨 大的社会能量，但其艺术与文化底蕴却总是显得虚弱和瘠薄，小说缺少真正的生命力， 无法同整个的文化与艺术的传统链条相连接，无法真正汇入到它应在的那个久远的 血脉和精神的谱系之中。无论是“伤痕”、“反思”还是“改革”主题，它们都是典型 的“即时性”的主题，小说的艺术和精神品质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汪 曾祺、邓友梅、陆文夫乃至冯骥才等人的风俗文化小说的出现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 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邓友梅的《那五》、《烟壶》、陆文夫的《小贩世 家》、《美食家》和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中，与当代社会生活“无关”的 乡间民俗和市井生活场景，成了具有自足意义的存在，乡村和城市，两种民间景致都一 并浮现出来。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氤氲着一种特有的民间的宽容精神：当了和尚照样可 以娶老婆，失了女儿身也不要紧，虽然这些都近乎作家自己的臆想，是“四十年前的一 个梦”，但他毕竟写出了民间的自在和本原的一面。邓友梅的小说不像汪曾祺那样富有 桃源的风神和理想的气质，但毕竟小说中出现了“身份暧昧”的人物，出现了市井闲人 、落魄贵族、纨绔子弟，还有古董商、旧艺人等等，可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由此他 勾画出了一幅幅古老的中国式城市民间社会的风俗画卷。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1985年小说的“爆炸性”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意识的复活，尽管这复活 由于主潮式的“寻根”文学运动的遮覆，还没有成为最显在的问题，但它却在深层的内 在意义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变革动因。正如李杭育所梳理的文学的精神之“根”，不是属 于主流的“中原规范”，而是这中心之外的“老庄的深邃，吴越的幽默”，以及楚人的 “讴歌鬼神”，它们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他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 间的沃土”。(注：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韩少 功也在他的《文学的“根”》中反复强调那些“还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和“乡土中 所凝结的”：“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 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但他们却“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 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显然，取向于非主流、 原生、乡野、大地、民间，这些概念与这种思路在寻根小说家们那里已经接近于一种共 识。
不过，从总体上看，在80年代启蒙主义语境占据了绝对优势、知识话语具有特定强势 的情形下，民间性更多的还是一个隐喻，一个既具有本源性又具有功利性，既接近小说 本体又更具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概念，它的民俗性暂时得到夸大，但消闲性却被排除在外 ，作家们表面上强调了它的边缘性，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宏伟理念和精英意识。因此它事 实上只是小说革命的一个潜在因素，而难以成为直接浮出地表的显在的命题，其表现也 比较初步，比如在乡村，它更多地是表现为某种“古老风情”性的东西，在城市空间， 它也多是着眼于某种边缘性的人格模式或理念。而且人们对民间因素的误读也是严 重的，比如王朔的小说，它也可以说是在主流的文学空间之外辟出了一方新的天地，并 且由于其特有的反主流话语风格而培育了一大批特定的读者，由此对原有当代主流社会 话语的解构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来自两方面的误读却硬是将它变成了另外的东西， 或是将它看作纯粹“痞子”的文学，或是将其视为“后现代”的先锋，人们惟独对它的 民间性质很少有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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