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文学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5)
2013-11-08 01:12
导读：际上作家在面对这些内容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化地套用意 识形态的表现方式，而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的。为什么 他小说中
际上作家在面对这些内容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化地套用意 识形态的表现方式，而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的。为什么 他小说中前台的主要人物给读者的印象还不及那些次要人物深刻?为什么像“三仙姑” 和“二诸葛”这样的人物不过三言两语就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这些小说为什么让 人百读不厌?这是因为作家对纯粹的而没有经过“修改”和扭曲的、未经主流意识形态 的解释的民间因素与民间传统的特别地道和抓住了神髓的把握，类似“米烂了 ”和“不宜栽种”等民间叙事因素是其小说充满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在50年代发表 的《登记》、《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之所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的一贯风格 ，还具有活力，也是因为这一点，“小飞蛾”、“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 、“惹不起”、“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饱”……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 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才依旧具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的神采与魅力。但也很明显，由 于作家不得不对其原有的纯粹民间性的叙事方式有所改变——以表示其“进步”性和“ 自觉服务”的立场——《登记》要逊色于《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如果不是作家 刻意表现了两个喜剧式人物的话，也会平淡得多。至于《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 福》这样几近沦为“先进人物通讯或特写”的小说，则已全不见了赵树理所本有的天分 与活力。一个新史上杰出的特色作家就这样江郎才尽，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原因 就在于真正的乡村民间空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可能 ，而赵树理所赖以依托的民间性的文化因素——那些古老家族谱系上的人与事、情 与态也就随之消亡殆尽了。
在赵树理之后的当代作家中，真正能够“下降”到民间意义上的乡村题材的作家 几乎是难觅其踪的，在赵树理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山西“山蛋派”作家们虽然继承了赵 树理小说中写人记事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喜剧式的笔调，但在整体意识上却很难接 近民间文化的根系，并写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和真正具有农民文化内涵的人物。仅仅是 在民间性的因素上也是越来越少的，建国之交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还有一些踪迹 (如老孙头一类人物等)，再到梁斌的《红旗谱》中就已经把最初朱老巩一代的传奇故事 装饰成了革命家族的，再到浩然这一代作家那里，乡村生活已经必须完全按照阶级 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模式来安排了。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作家如高晓声、刘绍棠、路遥、贾平凹、郑义、刘玉堂、刘 恒等一些作家在其作品当中开始注入一些民间性的内容，一些农民性格的因素开始不再 经过意识形态的修改和包装而直接表现在作品中，也可以说，乡村生活叙事的“非意识 形态化”一直是一个总的趋势。但“非意识形态化”的走向主要又表现在其“人文化” 的理解方式上，而真正能够接近于“纯粹民间”性的乡村叙事者还尤为少见。这里我想 举出刘玉堂的例子，在上述作家中，也许只有刘玉堂的新乡土小说能够称得上是民间叙 事的范例。在一篇评论中我曾归纳过他的叙事的两个民间性特征，“一是站在农民的认 识方法与情感立场上来写农民，作为叙事者，他在小说中顽固地持守着站在农民之中而 不是之外，之间而不是之上的视角，以朴素的内心去观照、理解和书写他们本真和原色 的那些喜怒哀乐与生活场景。他将这种写作态度谦称为‘不深刻’，因为他没有在叙事 人与叙事对象之间设置悲悯、拯救、批判或皈依等等复杂的关系；第二，他用农民的语 言写农民，放弃知识者在上的优越感实际上也即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叙事中根深蒂 固的自我意识。这一点最需要勇气，在《乡村温柔》中，刘玉堂干脆采用了让主要人物 作为叙事人直接出场自述的方式，来实现其完全采用农民语言叙事的目的，这不光是构 思上的奇思异想，更是一种民间叙事立场的自觉追求。”(注：《大地上的喜剧——刘 玉堂新乡土小说的意义诠释》，《小说评论》1999年第3期。)也难怪有人将刘玉堂看作 “赵树理的传人”，他的小说就其叙事人与叙事对象的关系看的确是最近的，“主体降 解”到民间的水准，这是最重要的。但刘玉堂与赵树理又有不同，这不同就在于他赋予 了他的乡村叙事以很深的文化思考——即表面的“浅显”与内在的深意有一个很好的结 合，在这方面他的意义近似于王朔：王朔是以接近于城市民间的叙事风格，对城市民间 意识形态同主流文化之间纠结缠绕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生动的描摹；而刘玉堂则是对乡村 民间意识形态同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最精彩的展示，而且他们两人都是通过“ 语言的戏仿”这样富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方式来完成的，简言之即是在民间化的语境 中进行“意识形态的话语嬉戏”的方式，就这一点而言，刘玉堂的意义应该值得进一步 探讨和肯定。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贾平凹似乎是一个从“乡村民间”误入“城市民间”的作家，陈思和曾经专门对此作 过分析，他早期的“商州系列”以及《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一类小说所依托的 叙事方式基本上是一种民间文化风情与民间性言情叙事，不过那时批评界对此基本上是 好评如潮的，而到了写城市社会和市井生活场景的《废都》，则由于“一步迈出了新传 统的界限”而“一失足而成千古恨”，遭到了知识界尖锐的批评。但陈思和指出，“《 废都》虽然有一股浊气，但其对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反讽，对人生困扰之绝 望及其表达的方式，都显然得之民间的信息”，而“民间的浑浊物对政治一体化的专制 主义的解构仍然有独特的功效”。(注：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 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三)“大地民间”
“大地民间”是一个特殊的民间概念。这个概念是当代文化情境下的特殊产物，是一 个各种意义交叉混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大致有这样几个基础和原因，一是海德格尔的关 于存在的诗性思想的影响，在海氏的哲学中，“大地”是其关于存在的抽象理念的 一个总体的象征，是存在的表象、本体和源泉的三位一体，这一理念在当代作家的意识 里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因此，对大地的归属变成了一种具有某种终极哲学意义的之 境；第二，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对文学的限制与捆绑，文学失去了与大地——存在的 本源之间的诗性联系，失去了与民间文化与艺术精神之间的血缘纽带，文学本体的玄远 高迈的形而上学之境不复存在，这样，在挣脱这种困境的过程中，大地自然成为一个依 托和凭藉的象征；第三，它也根源于知识分子文化在80年代以来的一个转型，即更加亲 和于非主流文化的倾向，因为此前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历史表明，过分倚重于对主流 文化的附庸，或者它的反面——抗争与对峙——来建立写作的意义是不明智的，难以建 立文学独立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而“大地”作为本源世界和民间世界的一个象喻， 为作家的审美理想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广阔而独立的空间。简言之，“大地民间”即是诗 性的民间，是知识分子的民间，是哲学意义上的民间，也是一个文化隐喻的民间。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最早在小说中体现这一哲学与审美理念的作家是莫言。1986年前后，他的“红高粱系 列”小说相继问世，并结集为《红高粱家族》。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莫言以它特有的激 情、诗意和灵性，以他敏感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以及对农业自然的热爱与皈依情怀， 构建了一个壮阔而深邃的、激荡着蓬勃昂扬的生命意志与酒神精神的“红高粱大地”， 使之从寻根文学过于沉重的理念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生命哲学的乌托邦。不仅如此 ，另一方面它还以其鲜明强烈的反正统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