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是米勒2005年8月发给我的一次(5)
2013-04-28 01:19
导读:把爱娃称作东西是有力的反讽,因为她是塞丝最好的东西,是她惟一清洁的部分,而塞丝却把她变成了东西,就是说,变成了尸体。按照塞丝自己的说法,
把爱娃称作“东西”是有力的反讽,因为她是塞丝最好的东西,是她惟一清洁的部分,而塞丝却把她变成了东西,就是说,变成了尸体。按照塞丝自己的说法,在杀死爱娃时她也杀死了自己。正如莫里森在一篇访谈录里对格洛里亚·奈勒(Gloria Nayler)所说,“我想,它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也是使我们破坏自己的东西。”⑥塞丝的动机和行为严格遵循着德里达认为具有普遍性的自身免疫的双重逻辑,遵循着道德和宗教的双重根源,即拯救纯洁生活的冲动以及牺牲生命的冲动。
我在开始就提出,我们是否认可塞丝的行为?是否可以把它作为伦理性的?是否可以作为人类普遍法则的某种东西?一方面,仿佛我是在问一些错误的问题。因为自身免疫逻辑也支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恐怖主义者的行为,使两者都成为自杀炸弹——乔治· W·布什有时像是梦游者、机器人、傻瓜,受他们不知道的力量操纵——所以,如果塞丝的行为是按照自身免疫逻辑的机械性的强迫行为,那么似乎就无法对她进行赞扬或指责。她只是做她必须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塞丝说是她自己“决定的”。她为她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她反驳说,“是我做的。”她宣称她的行为是自发的,但却是自己决定的,负责任的,目的是为了使她的孩子在另一面得到安全。虽然她受到她的社群的谴责,但她自己从不责备自己。她说她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自由的、独立的选择。我想我们必须从非逻辑或根据自身免疫性的非逻辑的逻辑两方面来考虑。虽然身体免疫系统的作用是被动的,但在社会当中,自身免疫行为的发生却是一种有责任的反应,是对在某种特定境遇里必须作出决定的要求的一种反应。在某个时刻,我们常常必须自发地作出决定,但那并不会使我们减少责任,就像塞丝重申她自愿承担她行为的责任时所肯定的那样。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人们甚至可以说,像亚伯拉罕愿意牺牲他亲爱的独子一样,塞丝所做的是伦理行为的典范,因为它们并不是根据任何道德或社群法则来安排的。它们超越了法律,或处于法律之外。它们表明了一种超越伦理的伦理,或者按照克尔恺郭尔所做的区分,它们是与伦理相对的宗教性的。塞丝独自决定的独特性,使它成了所有真正伦理—宗教行为的典范。这种决定不可能被任何人按照先在的标准证明其合理性。按照那些标准判断,塞丝犯了可怕的杀死孩子的罪行,就像亚伯拉罕犯了愿意割断自己可爱独子的喉咙的罪行一样。社群不宽恕她的行为是正确的,爱娃不原谅她母亲的背叛也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塞丝所做的事并不是可以成为人类普遍法则的基础。那种使杀死孩子成为一种普遍伦理法则的社群是什么呢?从另一方面看,塞丝的行为为单独和独特性、单一性、与道德规则的不可比性、可怕的诽谤中伤等提供了所有真正伦理决定和行为的典范。在《死亡的礼物》里,德里达极其夸张有力地表现了所有超越伦理的伦理或所有宗教一伦理中的这种困境:
一旦我进入与他者的关系,面对他者的注视、观看、要求、爱、命令或召唤,我就知道我只能以牺牲伦理来作出反应,就是说,通过牺牲一切强制我的责任,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时刻对所有的他者作出反应。我奉上死亡的礼物,我背叛,因此我不必在莫里亚山上把我的刀举到我儿子头上。日日夜夜,每时每刻,在这个世界的所有莫里亚山上,我在做那样的事,不适宜地把刀举向我爱的东西,举向那些我应该绝对忠诚的人。⑦
在塞丝的实例里,背叛和忠诚的结合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表达:通过把爱娃安全地转移到另一面,她对爱娃是忠诚的,对她无限地爱孩子的爱也是忠诚的,但她的忠诚只是对死去的孩子、牺牲了的孩子、对“死亡礼物”接受者的忠诚。对于活着的那个孩子,她的行为是最坏的背叛。因此爱娃不可能原谅她,因为正如她自己心里想的,她变成了“这样一个女人,她拿走了她的脸,让她蜷缩在非常黑暗的地方,忘记了笑容”。(252)为了正确的行动,使她的女儿不至于沦为奴隶,她必然做出错误的行动。她丝毫没有犹豫地做出决定,把爱娃送到安全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不安的、怀恨的、不原谅她的“熟悉的人”返回来“向她复仇”,(255)谴责她无视神圣的生命而欠下不能偿还的、无限的、罪恶的债务,谴责她不遵从圣经的基本训令:“你不应该杀生。”面对在奴隶制中的活孩子和另一个世界中安全的死孩子之间进行困难的选择,塞丝选择了后者。她选择了把死亡的礼物给予爱娃。她做了正确的事情,但她必须为她的选择付出代价。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Ec.cn) 我认为我已经表明,虽然这样阅读《爱娃》有些令人惊讶,但这种阅读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可以作为间接的方式来理解控制我们今天世界的机制,包括“恐怖主义分子”的世界、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虚拟空间,以及全球电信—技术—军事—资本主义。人们也许会问,根据免疫—自身免疫理论仔细阅读《爱娃》,如像德里达在《对 9.11事件的思考》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为什么比直接讨论当前的政治更好?我的回答是:两种方式都好,但那种小型的裂变模式可以在更具体的细节中看到。《爱娃》中对免疫—自身免疫逻辑的表达,充满了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语义的丰富性和具体性。
这种语言的丰富性意味着或应该意味着,文学面对它可能在虚拟空间消失的情况仍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存在下去。塞丝一生和爱娃之死的动人故事使读者熟悉了这种逻辑,但它不是一种抽象的论证,而是充满具体生动的感情色彩。这种生动性很可能使我们不仅更容易理解它,而且会使我们承担责任,在我们自己的莫里亚山上尽量做到最好。上帝禁止我们任何人只是面对塞丝的选择,但很可能我们一直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这种选择,选择对某个“他者”或他者们的忠诚,选择对他者所提出的要求的背叛。正如德里达所说,我们所有的人每时每刻都站在莫里亚山上,向我们最爱的东西、我们“最好的东西”举起刀或手锯。
注释:
①Bill Moyers, "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 son," in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ed., Danille Taylor-Guthrie(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4), pp. 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