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6)

文化的复苏

在故土之外，在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地，中国传统文化还在挣扎求生。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国民党自始自终比共产党做得好。孙中山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戴季陶就认为孙中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陈立夫全力推动“中国本位文化”运动。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自己视为挽救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他还亲自领导了“新生活运动”。如今台湾中学课程中还有独立的国学课。施拉姆正确地指出：“从整体上看，激烈拒斥中国的传统价值而倾心西方观念，是五四时期的特征。到了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重新肯定中国文化的尊严取代了这一倾向。就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这一转变导致了对五四精神的实际否定，转而重新断言孔子学说为世间一切问题提供了答案。 ”[52]

东亚的经济成功助长了儒家文化的复兴。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使得“重新评价儒家在东亚现代性中的角色，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53]人们需要对东亚的成功作出文化和制度上的解释。人们意识到这些地区都在汉文明影响之下，在其中儒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儒家的价值取向[54]与该地区的工作伦理和社会态度高度相关，而正是这种工作伦理和社会态度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意味着，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儒学已经“从权力的陷阱、帝国政治体系以及压制性的权威主义……中解放了出来”，[55]成为推动现代化的积极力量。“在最近20年，东亚的许多其他城市、国家和地区纷纷戏剧性地表示：在儒家传统和西方式的现代转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不相兼容性。晚近以来，工业化了的东亚享受了世界上最迅速和最持久的经济增长。取得这样一种增长速度，并非通过复制东亚的儒家遗产，而是通过对内在于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资源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因此，就整个东亚而言，深深植根于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儒家视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结果，儒家传统本身也得到了复兴。”[56]在20 世界80年代，“儒家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各国的学者、企业家和政治决策者关注的焦点。李光耀也成为亚洲价值的代言人。

10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文化民族主义诉求，不仅表现在遍及各个阶层的“国学热”中，还表现在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

江泽民反复强调，“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7]“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58]“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59]着眼于全球，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60]在十六大上，江泽民再次重申，“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61]

20世纪90年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复苏具有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首先，这是政府的有意为之。政府希望借文化保守主义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抗拒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示范压力。其次，这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们从苏东剧变中看到了一种比社会的停滞或不变革更为严重的危险，即社会的解体。如果这种危险存在的话，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化解这种危机的武器。[62]第三，中美关系的转变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助长了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经济的迅速成长，不仅使西方由一个令人羡慕的模仿者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而且，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也迅速复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复苏的不仅仅是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在一部分人那里转变为一种膨胀心理。这就为民族主义注入了一种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63]此外，“民族主义往往可以起到其他的意识形态所不能起到的一些重要作用。比如，在社会缺少凝聚力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在国民中造就一种共同意识；在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起到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在社会的内部分化导致不同阶层间的巨大裂痕的时候，可以使人们减少对这些裂痕的关注，而去更多地关注其间的一致性。”[64]

但是，导致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深刻的原因还是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这种状况一方面带来道德沦丧、法纪崩溃的局面，乃至“贤者无所依归，而不肖者无所忌惮”。另一方面，民族丧失了凝聚力，也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没有目标明确、团结有力的行动，一个民族终将一事无成。价值、理想、道德是凝聚人心、建立共识、组织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基本前提。所以，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须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而今，民间已不再接受马克思主义，官方坚决拒绝自由民主主义，新权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足以一柱擎天，其他主义或思潮，如新左派、新儒家、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等，就更加单薄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共识的价值、理想、道德还不存在。我们处于价值、理想和道德真空之中。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有效的价值、理想、道德应该是综合的产物，即综合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产物。一种开放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实现这种综合提供了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必然。

六、文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1世纪初叶的中国不再是20世纪初叶的中国，政治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已经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必然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而且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民族主义的生存环境，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新时代，文化民族主义不仅仍然具有“传统功能”，还可以帮助一个民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从而提升该民族的国际竞争力。全球化使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可能，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将有可能造就一个“文化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