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7)

民族主义是一种深厚的人类情感。“民族主义情感，在于文化的熏陶和教化，是一个人心性、精神和情感结构的一部分，从而也是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和条件。 ”[65]古奇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实现、维持与延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它包含着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信仰。”[66]泰勒强调：“作为一个大范围内自发兴起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只能是借助现代政治理念以及现代的社会动员手段方有可能实现的。所以说民族主义并不简单是指民族感情，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67]

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强调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文化民族主义起源于德国，强调保持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郑师渠指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68]“民族主义所塑造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形象，一般都诉诸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弘扬民族的优越、尊严和进步，并强调神圣的民族历史使命。”[69]对于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来说，文化民族主义必然是其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即使文化趋同论准确地预言了未来，那也是一个相对遥远的未来。至少在短期内，例如几十年内，文化的多元格局仍然是现实，国家主权仍然不可动摇。当然，支持全球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文化会逐步发展，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各种民族文化要被彻底同化。语言、文字、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等等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而且这些差异带来了跨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这一切意味着，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还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今日中国仍然需要张扬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时代赋予了文化民族主义新的生命。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规模的交流，特别是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单纯的文化传播对于文化扩张极为重要，它可以把原来属于其他文化的人吸纳过来。但是，移民对于文化扩张具有更直接的效果。文化塑造了人，人是文化的载体。人走到那里，就把自己的文化带到那里，因此人口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传播。流动的人口构成了一个民族流动的文化疆域。向外移民可以理解为向外的文化殖民。一个文化的力量取决于该文化所覆盖的人口的数量或比重，以及这些人口的重要性，即他们所拥有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经济和政治实力。[70]如果说文化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或国家的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那么移民既是文化势力扩张的过程，也是提高文化的全球竞争力的过程。

随着跨国经营、人员流动以及国际组织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国外或在国外逗留。这意味着，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可能的。所谓“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涵盖了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又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对文化民族主义的限制。这种超越性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一是个人层面，即那些散居在各个国家的人通过文化认同整合起来，并以共享的文化为平台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共同的文化把他们编织成一张无形的跨国网络。二是国家层面，就像亨廷顿所鼓吹的那样，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结成经济和政治同盟，并借助这种同盟扩大自己的利益。当然，由共同文化编织的个人网络和国家网络也为各种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舒适的活动平台。这意味着，文化民族主义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超越了政治民族主义的限制。

根据亨廷顿关于文明结构及其国际经济和政治意义的论述，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文化的核心国家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新的文化民族主义，那将极大地改善它的成员、组织和它自身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或者说，以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为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据此赢得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全球竞争。这种可能性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敢于设想，通过发起一场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建立一个超越中国的国界线的文化中国。

网络全球的文化中国并不是天方夜谭。独特的语言和文字，高昂的学习成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使得中华文化很难为其他文化所同化，也赋予了它强大的延续力。庞大的人口数量赋予中华文化天然的优势，市场占有率极高。更何况，经过数百年的移民，如今华人遍布全球，而且依然忠于自己民族的传统。实际上，一个中国人很难不成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例如，一般被认为“全盘西化论”者的胡适，一到国外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了。中国是天然的文明核心国家，在儒教圈里，无论是人口、疆域、还是国力都是第一流的。这一切意味着，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巨大可能性。亨廷顿指出：“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散居在各地的华人，既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中国文化 ’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0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71]

亨廷顿指出：“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的人。”[72]杜维明更加准确地描绘了“文化中国”的地图。“儒学不是一种组织化的传教传统，但在西元前一世纪，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她就传播到了东亚的那些国家。在宋代儒学复兴以降的世纪里，儒学的时代就包含了15世纪以来韩国的朝鲜时代和越南的黎朝的晚期，以及17世纪以来日本的幕府时代。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进入之前，在行政技巧、精英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大众道德话语方面，儒教的教谕是如此地居于支配地位，以至于中国、韩国和日本明显地是‘儒教’国家。我们还可以说，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各种东亚社群，也都处在儒家的影响之下。”[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