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9)

至于近代，为了对抗洋教，康有为首倡复兴儒教，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儒学国教化运动。他不仅反复上书言说，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在中国推行儒教，而且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孔教会的活动，他甚至希望把孔教推之于普天下之万国。经过“五四”的打击，儒教一蹶不振。1949年以后，儒教和儒学在中国大陆几乎灭绝。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代新儒家中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为了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抗衡，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教化功能。如今第三代新儒家中的杜维明等人也在致力于这一事业。20世纪70年代末期，任继愈在大陆重提儒学宗教说。[85]然而遗憾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关于“儒教”的争论，始终局限于狭窄的学术小团体内部，既未得到官方的支持，也未引起民间社会的注意，更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

每当面临外来冲击的时刻，就会出现儒学宗教化的呼声。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外部冲击总是伴随着文化冲击，而文化冲击总是伴随着宗教冲击。另一方面，与西方宗教相比，儒家确实缺乏一些基本要素。康有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主张建立体制化的教会。因此，在外来冲击的作用下，儒学逐步宗教化是文化自卫的正常策略或自卫性反应。今天重提复兴儒教，决不是为了重新挑起新一轮文化论战。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相比，学术之争轻如鸿毛。我所期待的是掀起一场社会运动，并借助这一运动实现中华文化复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的，即建设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

康有为的复兴儒教方案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就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儒教复兴纲领。康有为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对于他来说，学术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他对儒家学说的处理，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理论，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86]一百多年后，重温他的那些文章，我们不但能够感到一种高瞻远瞩的伟大智慧，还能够体验一种不可战胜的自信、博大恢宏的气度、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对立理想的无限忠诚、挑战社会潮流的无畏勇气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难怪梁启超盛赞康有为：“若其理想之宏伟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若夫他日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87]可惜康有为生不逢时，他身处民族文化衰亡的时期，终不能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反倒落得个冥顽不化的恶名，被后来的这些无知、愚蠢的不肖子孙嘲弄不止。这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和耻辱！

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就清晰地阐述了“教化”的意义及其与“国教”的关系。他指出：“且夫礼俗教化者，人所以行持云为者也，人道以为主宰，奉以周旋者也。何以立身，何以行事，何以云为，何以交接，必有所尊信畏敬者，以为依归，以为法式，此非一日所能至也。积之者数千年，行之者数万万人，上自高曾祖父，至于其身，外自家族乡邑，至于全国，习焉而相忘，化焉而不知，是所谓风俗也。风俗善则易归于善，风俗恶则易归于恶，苟不尊奉一教以为之主，则善者安知其为善，而恶者安知其为恶也。故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国教者，久于其习，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人心者是也。”[88]为此，他要求政府将儒教立为国教。

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康有为说：“臣窃考孔子实为中国之教主，而非为学行高深之圣者也。昔周末大乱，诸子并兴，皆创新教，孔子应天受命，以主人伦，集成三代之文，选定六经之义，其诗书礼乐，因藉先王之旧而正定之，其《易》以通阴阳，《春秋》以张三世，继周改制，号为素王，仓帝降精，实为教主。……至汉武帝时儒学一统，……孔子为中国教主，乃定一尊。”[89]为了强化孔子的地位，康有为要求不许怀疑经典。“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90]他要求皇上，“乞明诏设立教部，令行省设立教会讲生，皆传祀孔子以配天，并行孔子祀年以崇国教 ”。[91]针对废除孔教的议论，康有为指出，“人非教不立”，[92]废孔教势必“陷国民于无教之禽兽”，[93]“其为害滋大，令国民所无敬仰慕思，则只有导国民以纵欲败度，贪利忘耻，绝学捐书，险诈诡诐而已。”[94]

在倡导立孔教为国教的同时，康有为主张实行“政教分离，信教自由”政策。他认为，“若尽以据乱旧道绳人，则时义事势不能行。若不以孔子大教为尊，则人心世道不可问，故今莫若令治教分离，则实政无碍而人心有补焉。”[95]“政教各立，双轮并驰，既并行而不悖，亦相反而相成。国势可张，圣教日盛，其于敬教劝学，匡谬正俗，岂少补哉？”[96]他又说：“信教自由，为宪法大义，万无禁理”。[97]但是，信教自由并不意味着不能确立国教。“凡今各国，虽信教自由，而必有其国教独尊焉。”[98]“信教自由，与特尊国教，两不相妨，而各自有益”。[99]“吾国宪法，……以一条为‘信教自由’，以一条‘立孔教为国教’，庶几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也。”[100]

西方的宗教体制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羡慕的口吻写道：“然旋观欧、美之民，祈祷必于天神，庙祀只于教主，七日斋洁，膜拜诵其教经，称于神名，起立恭默，雅琴合歌，一唱三叹，警其天良，起其斋肃，此真得神教之义，而又不失尊教之心。迥视吾国民，惟童幼入学，读经拜圣，自稍长出学，至于老死，何尝一日有尊祀教主之事，有诵读遗经之文，而欲警其天良，起其齐肃，何可得哉？”[101]

康有为认为中国应该借鉴西方的经验，建立独立于政府的、专业化的教会体系。同时，他要求教会体系实行民间自治。“夫举中国人皆孔教也，将欲令治教分途，莫若专职以保守之，令官立教部，而地方立教会焉。首宜定制，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以孔子配天，听人民男女，皆祀谒之，释菜奉花，必默诵圣经。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以七日休息，宣讲圣经，男女皆听。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以经明行修者充之，并掌其县司之祀，以教人士。或领学校，教经学之席，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其教学校之经学亦同。此则于明经之外，为通才博学者矣。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