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多元之维化毕业论文(2)
2013-05-11 01:01
导读：部分，变成了近代超越理性的组成部分。[3]84这些主题和象征主要有平等与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等，它们也构成了现代性规划的核心。 现代规划
部分，变成了近代超越理性的组成部分。”[3]84这些主题和象征主要有平等与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等，它们也构成了现代性规划的核心。
现代规划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建构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的方式。首先，把集体认同的基本成分(市民成分、原生成分、普遍主义成分和超越的“神圣”成分)从思想上绝对化。其次，集体认同的市民成分更为重要。再次，政治边界的建构和文化集体边界的建构之间关系密切。最后，既强调集体的领土边界，又强调集体的领土的和／或特殊主义成分与更为广泛的普遍主义成分之间的紧张。此外，集体的认同和建构还以反思的形式被质疑，并成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斗争和争论的焦点。[3]85正是从现代规划中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一种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强调集体的优先权，视之为本体论实体，强调其诸如民族精神之类的初始的、精神性的特征；另一种是雅各宾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强调政治原则的优先权，认为人的努力能够重建政治和改造社会。其共同特征是：“怀疑公开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议制和公开讨论的制度。其次，它们都表现出一种专制独裁的倾向，排斥他人，并且竭力把被排斥者妖魔化。”[3]74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性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上的表现又有不同：前者的意识形态表现为理性至上的原则，即把实质理性或价值理性统摄到工具理性之下，或把它统摄到总体性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后者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与多元化对立的极权式的全面控制的合理性，但现代性政治方案也承认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对它们的多重解释的合理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全面地影响了个体与集体，还直接地影响到现代性的制度选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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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历史经验和传统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例如，传统对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历史经验的影响使日本和印度的民主模式与欧洲、美洲的民主模式大相径庭。在艾森斯塔特看来，在当代社会中，历史经验和传统不仅不会消亡，也不可能只能够产生封闭的文明，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历史和模式。它们与现代规划结合起来，获得了现代品质，并成为塑造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些不同的经验，影响到现代性的不断互动、对任何单一的社会和文明的冲突、不断构成的共同参照点以变化不定的多种方式得以成形。”[3]438
从现代性的发展历史看，现代性的扩张经常伴随着经济上的侵略、政治上压迫和军事上的威胁，这势必影响到现代性的形象。对于非西方社会而言，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进步和光明的前途，它们渴望现代性；另一方面，先天性的不平等和面临的各种压迫，使它们对现代性产生了一种矛盾、抵触和抗拒的情绪。这样，就形成了非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爱恨交加的态度，并影响到其现代性的建构。这些原因促使非西方社会挪用最初的西方现代性的主题和制度模式，根据自己的利益与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利用、选择、重释和重构，并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此外，现代性的扩张还伴随着民族一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权力中心为争取国际霸权而展开的斗争。有时候，这些矛盾、冲突、对抗和斗争还非常激烈，甚至到了只有依靠战争才能解决的程度。这些因素也可以引发现代性的制度和文化的变化。
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现代规划与制度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共同塑造了现代性发展的动力，再与不同的传统和历史经验相结合，形成了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此外，国际性的因素也是促使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正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最终产生了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结果。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多元现代性”观念的多重阐释
何谓“多元现代性”?用艾森斯塔特的原话就是：“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
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
故事。”[3]14
艾森斯塔特在《宗教领域的重建：超越“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这个观念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解释：“第一种含义是，现代性和西方化不是一回事；西方模式或现代性模式不是惟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相对其他现代图景而言，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在前并继续成为其他现代图景的至关重要的参照点。第二种含义是，这类多元现代性的成形，不仅在不同国家间的冲突上留下了烙印，因而需要将民族一国家和‘社会’作为社会学分析的普通单位，而且在不同的纵观全国的(cross－state)和跨国的领域打下了烙印。多元现代性概念的最后一层含义是认识到这类现代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正是在这类变化的架构内，当代时期宗教维度的兴起和重构，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3]412
艾森斯塔特的解释是理解这个观念的主要依据，但鉴于这个观念的复杂性，仍然需要从多个角度予以阐释，“多元现代性”观念既是对现代性的历时性的描述，也是对现代性的共时性的描述——这需要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予以阐释，既是对事实的描述，又是理论反思的产物。我们尝试从这些方面逐一分析这个观念的多重含义。
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最初的现代性是特定时间和地域的产物，即产生于17世纪的西欧，产生时带有明显的特征：“欧洲现代性的独有的特征开始时主要是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有效的经济、民众(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在这当中，‘理性’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并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4]364但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现代性也超出了其发源地西欧，扩张到欧洲其他地方，再进一步地扩散到美洲、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军事侵略、经济上的渗透和掠夺、殖民主义的统治等因素的结合促成了现代性的扩张，其中占优势地位的军事、经济和通讯技术是现代性扩张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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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说，现代性可以被划分为最初的现代性、古典时期的现代性和上个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终于在17世纪的西欧形成了最初的现代性。最初的现代性的形态较为单一，但在现代性的古典时期，现代性就呈现出了多元的态势。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60－70年代，作为现代性缩影的领土国家、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纷纷涌现，展现了现代性的多元图景，这些现代性与最初的现代性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变化和差异。与最初的现代性相比，这些现代性在作为其前提的现代规划、文化方案、政治方案、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异，在具体面貌和发展态势上都呈现出了多元性。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诸如原教旨主义、种族宗教，包括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以及新的散居者和新的少数民族。这些新的现象都挑战了经典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模式，也挑战了最初的现代性模式，使现代性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点。由此看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性都有很大的差异，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