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多元之维化毕业论文(4)
2013-05-11 01:01
导读：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紧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和紧张，这些矛盾又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争夺中心霸权的冲突交
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紧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和紧张，这些矛盾又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争夺中心霸权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这些因素导致了现代性的破坏性，也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性的乐观态度。通常，人们经常从外在与内在的视角来认识现代性的阴暗面。从外在的视角来看，现代性的前提和制度阻碍了人的创造力，削弱了人的精神的丰富性，摧毁了社会秩序、社会道德及其先验的基础，破坏了人与自然、社会的有机联系；从内在的视角来看，现代性方案所强调的人的能动性与强大的控制倾向之间存在着全面而连续的冲突，现代制度 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动荡。虽然有些指责过于偏激，但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现代规划的基本前提内部就充满着紧张与悖论，现代性的阴暗面就直接存在于现代规划的内在冲突中。这些紧张与悖论表现在：“首先，存在于有关这一方案的主要成分的总体论概念与更多样化的或多元主义的概念之间(涉及到理性的概念本身及其在人类生活与社会中的地位，自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建构)；其次，存在于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思和积极的建构之间；第三，存在于对人类经验的主要思维度的不同评价之间；第四，存在于控制和自主之间。 ”[3]23概而言之，就是多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紧张和对抗，这些矛盾是造成现代性的破坏力量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也体现了现代性的破坏潜能(把暴力、恐怖、战争意识形态化和神圣化)，这些破坏潜能在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多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紧张还派生出其他的矛盾，诸如乌托邦或开放的态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封闭的身份认同与多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可能成为现代性的破坏性因素。除此之外，在现代性扩张过程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的关系，对西方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都可能成为现代性的破坏性因素。就此而言，艾森斯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野蛮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3]67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艾森斯塔特认为，野蛮主义的根基在于人性的某些基本特征，在于构建人类社会、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活动中。社会秩序、意义系统和边界的构建与集体认同，一方面具有克服生存的焦虑、获得信任和保障创造力量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们也涉及到权力的实施和合法化，使人感受到社会秩序的专断和脆弱，并把对社会秩序的矛盾态度转化为暴力和侵略倾向，把他人视为陌生和邪恶的对象而予以拒斥或攻击，从而具有了破坏的潜能，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便是在建立集体边界过程中将现代性的破坏潜能彻底暴露出来的典型。
这种潜能能够在任何社会产生，一旦与现代规划结合起来，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的潜能都非常强烈。虽然现代性的文化方案为现代性的扩张提供了合法性，但现代性的扩张主要依靠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战争、经济掠夺和通讯技术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现代性的扩张加剧了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对抗，也暴露了其破坏潜能。现代性的扩张还产生了现代性霸权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有的对抗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使现代性的破坏潜能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一战”和“二战”都充分地展示了现代性的破坏潜能，其中的种族清洗、纳粹大屠杀、恐怖主义更是令人发指、惨不忍睹!遗憾的是，现代性的破坏潜能并没有绝迹，一旦遇到时机，它就可能死灰复燃，20世纪末发生在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科索沃、卢旺达的“种族清洗”，都说明了现代性破坏潜能的顽强。现代性的破坏性是对现代文明的极大嘲讽，它破除了笼罩在进步主义上的光环，呈现出了现代性的残酷性。此外，有的现代性的消极后果则是现代性的某些方面极端发展的产物，如现代性的扩张把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原则推向极端，使工具理性膨胀、越位，结果使工具理性有取代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的危险，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紧张，导致了人的精神的平面化和生存意义的亏空，使人成为理性的“铁笼子”之中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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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破坏性是现代性的内在局限和表现，也同样是多元现代性的内在局限和表现。破坏性不仅表现在最初的现代性及由其发展出来的多元现代性上面，也表现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所伴随的战争、侵略和压迫上面。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批判，也同样是对多元现代性阴暗面的批判。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现代性的成就和建设性潜能，又要看到其消极面和破坏性潜能，并分析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现代性的缺陷有外在、内在之别。外在的缺陷容易识别和克服，而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则是内在于其前提中的紧张、矛盾与冲突，我们更应该仔细地辨认、认真地对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现代性、多元现代性的破坏性，才能全面地认识现代性、多元现代性，把这些消极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将其危害程度降低至最低。
“多元现代性”何为?
艾森斯塔特对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轴心文明及其现代化进程都有精深而扎实的研究。“多元现代性”观念就是他集多年比较现代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既有恢宏的视野、严密的理论论证，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并因此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多元现代性 ”观念对于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启发意义。
第一，“多元现代性”观念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状况、全球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对当代世界发展状况(包括现代性)的判断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论和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论最具影响力。前者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被打破之后，资本主义已经大获全胜，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将取得支配地位，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将趋于终结；后者认为，以伊斯兰教和儒教为主要代表的文明，它们反对西方、反对现代文明(现代性的缩影)，仅仅在延续其历史上的文明，并形成了自己封闭的文明，未来的世界将会是这些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多元现代性”观念则是艾森斯塔特对这两种观点的直接回应：虽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占优势地位，但现代性文化方案的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模式的冲突仍然存在，而且有时候还非常激烈，这足以说明“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以反西方、反现代面貌出现的伊斯兰等文明不可能只产生封闭的文明，它们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历史，而且还与现代规划结合起来获得了现代品格，有时它们甚至还通过挪用西方现代性的主题和制度来反对西方，用“文明的冲突”来概括世界的发展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尽管时有冲突发生，但当代世界的趋势只能是多元现代性的存在和发展，这是艾森斯塔特对世界现状的基本判断。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基本现实仍然是我们的思维和行动的出发点，围绕现代性展开的各种问题仍将继续存在，现代性文化前提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模式(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冲突和矛盾，依然会继续上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多元现代性的表现，但现代性又不仅仅限于它们，还包括了更多的内容；后现代主义话语虽然从表面否定了现代性，但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反思了现代性的问题，后现代性无法、也不可能取代现代性。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外，艾森斯塔特的全球化论述也颇有特色。他认为，现代性的古典时期(从19世纪到20世纪60－70年代)是第一波的全球化，上个世纪迄今的现代性是第二波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扩张；全球化挑战了经典的民族－国家模式，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国家的力量，现代性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处理全球化问题必须面对的现实。既然艾森斯塔特承认了多元现代性、民族－国家模式的正当性，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整齐划一式全球化模式，他的论述有助于帮助我们走出一味地追求与国外趋同的全球化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