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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路径化毕业论文

2013-05-14 18:12 　　论文关键词:文化现代化　文化学　价值
　　论文摘要:梳理评介了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关于文化现代化研究的五种学理性资源或五种路径:从学科定位或者学科建设方面出发;围绕“文化自觉”展开;从价值或伦理视角契入;“文化认同”视角;寻求新的文化研究模式或方法论。提出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注定成为文化现代化问题回避不了且必须深刻照面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基本命题。文化现代化正是由一系列实践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所架构并不断创制。
    文化现代化研究已然成为中国目前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如果以文化观和方法论这些根本性问题为切点，从中国大陆目前学术界看，文化现代化研究大致可以归划为以下几种路径:
        一、从学科定位出发
    此观点论者认为，文化现代化就是“文化学”的建设。代表人物是中山大学的李宗桂教授。他论述到，“文化现代化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向和精神追求，这是包蕴并体现着现代科学民主精神、公平正义精神、效率意识、契约精神、公民意识、法制精神，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学建设和文化现代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他指出，文化研究在中国经历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个阶段，中国目前正处在文化产业化、经济文化、网络文化、社区文化等文化研究的应用性阶段。虽然以文化命名的研究机构几乎在所有大学成立，但文化学作为一级学科的正式出场还是任重道远的事业。对建立文化学一级学科的孜孜以求和殷殷关切，正是文化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无可厚非，建立文化学(或文化学科)一级学科正像建设人文学(人文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一样，是人类追求作为“证明了的真的信念”的知识的确定性的逻辑使然。但如果把文化现代化仅仅限制在一门学科建设上来，把文化等同于知识，无异于瞎人摸象。而事实上，文化现代化无论从逻辑架构还是本真内涵上，要远远大于文化学学科的定位。
      二、围绕“文化自觉”展开
    自从北京大学的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率先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以来，国内学界围绕“文化自觉”对文化现代化作了大量深人地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费氏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所谓“自知之明”，“也就是既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又要认识其他的文化”，从而真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奔教授追随“文化自觉”思想，指出要达到“文化自觉”，应以中国像闻一多、冯契等学者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的实践动态观。很显然，刘奔教授是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层面上立言的。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教授则站在时代精神高度，以生存论人学眼光扑捉到文化自觉与文化焦虑的内在矛盾:“当人类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存时，意味着人对自我的认识开始从外在的、人之外的眼界向人内在的、自我生成的眼界回归。而这是历史精神的了不起的飞跃。这样一来，文化的自觉就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的深层内涵的核心问题。”“当然，文化的自觉不仅仅是一个平和的理论推演的问题，而首先是20世纪现实的、焦点性的生存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焦虑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和思想历程。”
    “文化自觉”的深人展开和研究，对于文化现代化在“准意识”形态层面的推进从而达致人们的“心灵觉知”很有建树，然而，其对属于当代文化“软实力”(包括游戏技术、动漫产业等这些软技术)的文化竞争力与文化影响力思考不够，或者说，文化自觉没有真正与市场经济发生互动(因为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结果必然是“启蒙的自我循环”与“防御性现代化”。这也可以说是文化自觉的真正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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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价值或伦理视角契入
    此一派学者主要围绕“普世价值”或“普世伦理”与“核心价值”展开对话的。根据论者对普世价值或普世伦理是否存在的回应，又派生出两种不同的声音:以刘奔教授和沈湘平博士(北师大)等为代表的反方与以赵敦华教授(北大)、万俊人教授(清华)和尹树广教授(黑大)等为代表的正方。反方基于“全球化兴西方化”信念和对“政治陷阱”的强调，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在国际范围流行的很有政治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思潮，其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被这种思潮搞昏了头脑，就会把实际上有鲜明阶级性和特定政治内容的虚假的“普世价值”，误信为是各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都理应接受和遵循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而正方虽在达致普世价值的路径上似有差异，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对于普世价值与全球伦理的坚守。譬如赵敦华教授〕提出“六项可能性条件”来达致普遍伦理(普世伦理);尹树广教授困则坚持“生活世界”是普遍共识的来源，从“生活世界”中寻求共识的价值维度。至于“核心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讨论中。

    从文化现代化着眼，可以断言，坚守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是大视野下以认可人们平等的道德价值、能动的主体及其自主发展的可能空间为标尺，是“文化整体性”意义上的生态本位、生存木位、公共本位和实践人类学本位基础上的“需要”表达和“选择”表征;质疑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则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对古今中西文化的权衡、取舍与定夺。而“核心价值”的言说逻辑则基于认可地服从，内在地指向民族文化认同。“这样一来，作为哲学研究者的我们就会在现实层次和学术层次上，分别面对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方面—处在现实层次之上是分别代表‘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它们分别主张‘全球化’和‘地方化’);而处在学术层次之上的，则是分别主张‘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普遍伦理’和‘特殊伦理，’)的学术思想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