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化毕业论(3)

    其二，队伍庞杂，学风不正。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固然不乏治学严谨、功底深厚乃至大师级的学者，但就大多数来说，却是既缺乏治学训练而又态度很不严肃的。有些人被卷入近代文学研究队伍，并非因为对近代文学的价值有所认识，而是出于兴趣、好奇、消遣等等，讲述苏曼殊佚事的文章特别多就是明证之一。有些人则是因为社会需要而被迫卷入这个领域的。比如本时期之所以产生了300多部文学史著作，就是因为教学的需要，以至于它们多为讲义或教材。文学史这门学科需要多少代学者的积累才能建立，而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专门学科才传入不久，很多人都是匆忙上阵，并无足够的准备，其质量的低劣也就可想而知了。最为恶劣的是抄袭成风，以致文学史著作虽多，却是一副面孔。比如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始于先秦，迄于现代国防文学)就是用他人28种文学史及有关著作拼凑而成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抄了进去。而令人惊奇的是，它竟一印再印，颇为走红，这足以反映当时文学史著作(包括近代文学史著作)的一般水平了。

    其三、歧见纷呈，观点片面。本时期的文派、学派很多，既有新旧之别，又有门户之分，以致在文学观和学术观上呈现多样化与相排斥的局面。如果是正常的相互竞争乃至斗争，必将对文学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起促进作用。遗憾的是，各家都派性膨胀，视异派为敌人，必欲置对方于死地.以至于讽刺谩骂、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看起来热闹非凡，其实只能是互相伤害，于事无补。即以新文学家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来说，这本来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所据理论落后，所持观点偏激，所用方法不当，致使其实际效果和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比如他们批判鸳蝴派的核心观点，就是认定对方信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其实只能说明他们不承认文学的娱乐功能，不懂得文化的市场规律;他们否定鸳蝴派的通俗小说形式，则不仅说明他们漠视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而且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至于他们大骂鸳蝴派作家为“文丐”、“文娼”、“文氓”、“文妖”等等，更是有失身份。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对鸳蝴派的评价成为过眼烟云，终被历史所抛弃。即使是前述名著也往往难免观点的片面性。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将语言的通俗与否作为区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标准，因此对近代通俗小说推崇备至，而对近代的旧派诗、词、曲不屑一顾，显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片面观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反，只讲诗、文、词、曲，不讲小说，则是一种传统的保守观点。

    综观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也没有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一门学科，然而毕竟对近代文学进行了初步探索，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对某些问题和某些作家作品更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二、近代文学研究的萎缩期(1950 1979)

    本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比如有前一时期的研究作为基础，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尤其在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社会性质、特点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从而使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在以下二个方而有所发展:一是不仅在理论上确认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的上下限,而且产生了一批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文学史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著《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小说史稿》近代代小说专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著《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这些近代文学专编和专史，既一致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史的起讫，又对近代文学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从而使近代文学获得了独立地位，初步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一是在近代文学综合性研究方而有所加强。仅从单篇文章来看，综合性研究306篇，作家作品研究1129篇，两者的比例是1: 3. 7, 而前一时期两者的比例则是1: 5. 2。这些综合性文章不仅对近代文学的文体、流派、社团等局部性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而且对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价值等全局性问题进行了宏观研究，较之前一时期有明显提高。二是多数近代文学研究者在主观上都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他们在研究某些综合性问题和作家作品时，就不是罗列现象与事实，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这显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果。

    然而从总体来看，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教训远远超过了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及极左思潮的泛滥。本时期的30年，从“土改”到“文革”，可以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触及而越来越宽，火药味越来越浓;与此同时，极左思潮也就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来说在建国初的五六年中，虽然己经开始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如张毕来1955年连续发表了两篇由批判胡适进而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文章①，但立即受到了学界的批评，说明这种影响还仅限于个别学者。在此后的六七年中，由于历经“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 反修”等政治运动，极左思潮得到了膨胀似的大发展。但它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还是双重性的:高等院校受“大跃进”的鼓舞，掀起了一股编写文学史的热潮。从而产生了如上所说的一批近代文学史专编和专史，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作为“准知识分子 ”的大学生成为主角，而大学教师只能扮演配角，从而使这些文学史著作带有相当的幼稚性和“左”的色彩。在此后的一二年内，由于对国内外“修正主义”威胁的夸大估计，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冲击也就更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场既针对近代谴责小说、又针对其研究者的一箭双雕的大批判运动。关于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和目的，其发难者穆欣说得十分清楚:“近年来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阴魂不散’，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而其建国后的表现就是所谓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以及学界对于谴责小说的肯定，因此批判谴责小说及其肯定者具有“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当然是指当时的“反修防修”，可见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这场批判运动之所以半途而废，乃因“文革”的突然爆发，善于“弄潮”的批判者们另有目标，因而无暇顾及了。当“文革”后期“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之时，他们又想起了近代文学，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但这一次不再是批判近代文学及其研究者，而是在其中寻找“批林批孔”的弹药，这更与近代文学研究毫不相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