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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说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是与频繁的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的,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加以使用的,而贯穿始终的主导倾向则是极“左”思潮。这种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曾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造成不良影响。由于近代文学的特殊性,又以近代文学研究的受害程度最为严重。本时期的政治运动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主要打击对象无非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而近代文学恰好就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因此研究近代文学具有不小的危险性,稍一不慎, 就会招灾惹祸。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
其一,有些人视近代文学研究为畏途,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以致较之前一时期,本时期近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大大萎缩,研究者只有数十人,研究文章只有1435篇,还不到前一时期的一半。
其二,有些人虽然从事近代文学研究,但为了保险起见,只好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无视近代文学的实际,而以当时的政治风向、作家的阶级出身和政治派别为取舍,人为地制造了某些“热点”和“禁区”。仅以研究文章为例:前期研究龚自珍的文章只有52篇,本期猛增为117篇,其原因是龚自珍被视为“法家”;前期研究秋瑾的文章只有50篇,本期猛增为107篇,其原因是秋瑾为“革命家 ”;前期研究苏曼殊的文章达263篇,本期锐减为4篇,其原因据说是苏曼殊与鸳蝴派有某种瓜葛;至于太平天国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本期的研究“热点”,而《荡寇志》、鸳蝴派成为本期的研究“禁区”,其原因自不待言。
二是丢弃历史唯物主义,专用政治实用主义。某些研究者在评价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作家作品时,不是看它们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有无贡献,而是看它们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方针政策乃至中心任务有无用处。上述龚自珍研究在“批林批孔”中的大大走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是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作家研究变成作家阶级成分的划分,把作品当成证明研究者预定观点的材料库,视需要与否进行取舍与组合。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近代作家的阶级出身、政治派别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所在。
四是曲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把二者加以割裂,甚至篡改为政治标准唯一,艺术标准被取消,以致在政治上落后而艺术上高明的作品遭到排斥和批判,而相反的作品却备受青睐。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文学史著作和专论文章中,而且表现在作品选本之中。
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于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不良影响还可以罗列下去,但仅此已经足可以说明:学术研究固然不能脱离政治,然而它一旦被政治所左右,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它就不再是科学。这样的学术研究,对于个人是生命的浪费,对于国家也一无所补,对于学术更是一文不值。这大概就是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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