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化毕业论

【内容提要】
   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一个马鞍形轨迹:初期 ( 1920- 1949)差强人意，中期(1950- 1979}}成绩最差，后期(1980- 1998}成就最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大环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环境。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点，也与研究者有着直接关系。研究虽然难以左右社会，却完全可以把握自已，保持学者的良心和清醒的头脑。这应该是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开创期，萎缩期，繁荣期

   我国文学源远流长，群星璀灿，名作如林，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独放异彩。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或者强迫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或者贱视文学为消遣的玩艺，以致直到19世纪末，国人尚只知有名为“国史”而实为历代皇帝家谱的“二十四史”，而不知文学史为何物。当然，我们也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即所谓诗话、词话、曲品、笔记以及作品序跋、评点之类的产品，然而其优者不过是文学鉴赏，其劣者更近于文字游戏。因为这类东西只有随意性的褒贬，而缺乏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的概括。最令人尴尬的是，产生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不是出自中国人，而是出自“洋人”，而且是“蕞尔小国”之“东洋人”①。我们的部分先人正是因为受到了“ 洋人”的刺激，才汲取了他们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以他们为师，试图进行真正的文学批评，开始建立中国的文学史学。十分凑巧的是，中国人撰写自己的文学史，恰恰始于20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清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由武林谋新室出版。同年，东吴大学教授黄人开始撰写并讲授《中国文学史》，但起初只印成油印本，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由上海国学扶轮社正式出版。在此后  短短的20年间(1900一1919)，即产生了至少12部中国文学史专著。其中著名者除林、黄之作外，尚有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由于这些作者都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因而他们初试锋芒，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外国老师。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至今仍不失为经典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不但篇幅达30多万字，而且体例已相当完备，覆盖面十分广阔。全书分为“绪论”、“上古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古文学史”、“近世文学史”等五编，每编分为若干章，每章分为若干节。从中国文学之起源，至清末文学，涵盖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和所有文体。以至于在14年中重印了17次，后来的不少文学史都采用了这种体例及分期法。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则以规模宏大为显著特点，全书达 170余万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纪录才被打破。足见中国不是缺乏文学史才，而是缺少发挥创造性才能的社会环境。

    中国近代文学(1840一1919)要比古代文学幸运得多，当它的历史尚未结束之时，中国学者不仅已经开始了中国文学史学的建设，而且开始运用西方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中国近代文学作为当时的当代文学，自然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他们初试牛刀的实验品。譬如在前而提到的12部文学史专著中，即有6部论述到近代文学，尽管论述比较简略，却使其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中，片有了一席之地。此外，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论述近代文学的专题文章一也有539篇，涉及近代作家129人①。足见当时己初步形成了近代文学批评的风气。然而当时参与近代文学批评的毕竟都是旧文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成为新的文学批评家。因此，他们对近代文学的批评，虽然己经采用了专题论文和文学史专著的形式，但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序跋等传统形式;在内容方而则更多的只是对近代作家或作品的简单介绍，而不是进行规律性的探讨。所以在这20年中，根本谈不上对近代文学研究有何贡献，完全可以略而不论。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才真正开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才正式启动。这就是说，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近代文学本身的历史一样长，都是80年，而且在时间上正好相衔接。其间以“五四”为界。如果说这是一个巧合的话，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巧合:近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也经历了三个时期。

     对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并存的。

    首先，近代文学刚刚过去，研究者有的是近代文学的读者，有的甚至是近代文学的参与者。他们对近代文学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亲身感受。这为其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然而近代文学虽然只有80年，其繁荣程度却是空前的。作家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文献浩如烟海。而且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方式趋于多样化，不仅有单行本，而且更多地见诸报刊。从而使作品极其分散，极易流失。加之时间过去尚短，既来不及筛选整理，也尚未经过时间的淘汰，鱼龙混杂.薰莸并存。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犹如大海里捞针，乱石中淘金，群山间探矿，莽原上拓荒，其艰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本时期近代文学著名研究者之一的郑振铎就说过:“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 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的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的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以郑振铎的学识之博和藏书之富.尚且深感近代文学研究“无所依傍”，“非常的困难’，.那么一般研究者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0年间，战争不断，政治黑暗，经济衰败，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灾难深重的时期之一。研究者处身其中，往往连生活乃至生命都难以保障，遑论学术研究。譬如阿英在1930年代辑成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因抗日战争.“纸型虽制，迄未印行，,.直到1954年才出版。然而同时也有对近代文学研究有利的一面。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加速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涌入，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初步传播，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这对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本时期虽然社会动乱.但作为当时全国文化和学术中心的上海，却相对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局面，以致大批文人学者聚集于此;加之上海本来就是近代文化的中心，保存的近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