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散文的多重变奏化毕业论文(2)

    从《漫游随录》、《普法战纪》到《?园文录外编》,是王韬散文创作上的一个突破。《漫游随录》是我国最早介绍近代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游记体散文。它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近代西方社会的风貌,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当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埋头于词章考据之学、沉浸于科举之中时, 王韬能够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可以说他不但“ 明智通达”,而且堪称时代的先觉者。他对西洋科学技术的介绍,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道本器末”、“贵义贱利”的价值观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也表明王韬在世界观上已经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韬的《欧游心影》,虽然走马观花,所见亦多流于表面,但他通过比较中英两种制度,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封建社会优越。从写作上来看,笔调轻灵生动,语言平易浅显,风格朴实自然,是一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游记散文。

    《普法战纪》是王韬根据外国报纸对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报道,结合自己的欧洲见闻编译而成的。此书的编成,距离战事的发生仅仅4个月。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海外战争的散文著作,也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这对于当时国人了解外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及时了解欧洲的局势,有着旁无所贷的历史作用。所以,《普法战纪》可以说也是中国近代早期认真探索国外情形、有着较大影响的一部著作。在写作上,反映事件非常迅速及时,记叙翔实,关于战争的起因,战事发生发展的时间、地点、规模、经过以及战争的结局和影响,其记述还比较完整正确;同时还旁搜远引,兼述西方诸国的历史政情和社会风俗掌故, 可以说是具有“报告文学”的雏形。

    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论文,明白晓畅,议论风发,针砭时弊,并且贯穿着鲜明的“变法”思想。“变法自强”的口号,最早是由王韬在1875年的《循环日报》上提出来的。王韬后来将《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选编成《?园文录外编》,系统地阐述了王韬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和政治主张。戈公振评价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倡言变法时说:“《?园文录外编》即集该报论说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王韬政论文的思想,是魏源、冯桂芬政论思想的继续发展,所谓“继续发展”,就是在他的文章里,已基本上摆脱了从中国古代圣贤先王的文库中寻找变法资料,更多的是强调要“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 来变法。值得注意的是,从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角度来看,《循环日报》比《时务报》的创办要早22年,它对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潮的兴起无疑起着晓角晨钟的作用。正如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为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开启道路,《循环日报》对后来的《时务报》起到先驱示范作用一样,王韬的政论散文在近代散文的发展史上亦具有开拓性。王韬在龚自珍、冯桂芬等前辈作家散文改革的基础上开拓出来的“报章体文”,颇具自己的特色。他这种“无所师承”,不受拘束,按时代的需要,“记事述情,自抒胸臆”的散文,“往往下笔不能自休”,感情充沛,气机流畅,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为后来梁启超的“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章, 树立了榜样,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从王韬开创的“报章体文”发展而来的。可见王韬在散文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郑观应在散文形式上亦有革新,为了适应报刊上发表,多数篇幅短小,行文多用中西、古今比较论证办法,条理清晰,论述透辟。在语言上,王韬说:“其词畅而不繁,其意显而不晦,据事胪陈直而无隐。”作者尽量采用通俗流畅、浅显易懂的文言文,语言显豁,易于为读者接受。且文笔清新活泼,优美流畅,体现了近代散文社会化、通俗化的走向,对桐城古文无疑是一个冲击,对后来政论作家和“新文体”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散文近代化的进程中,郑观应的散文亦具有革新意义。

第三重变奏:维新变政者的文体创新

     在甲午战争之后,当一种完全摆脱古文家法、自由活泼、富于鼓动性的“新文体”呈献给文坛时,人们振奋了———因为一场扫荡旧文体开创新文体的散文近代化高潮到来了。

    “新文体”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近代散文变革中的一种创造。它是适应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也是近代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文体的代表作家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梁启超为这种“新文体”的建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也包含着梁启超的同代人乃至其前辈的共同努力,康有为便是在传统古文向新文体过渡这一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之一,而谭嗣同则是可称开路先锋和最积极的实行者。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站在历史的较高阶段上,从巨大的历史潮流中吸取思想活力,冷静地观察落后了的东方古国,接受八面来风的吹拂,开始突破封建思想与封建文化的藩篱,把外来思想与本国实际结合的任务提到了历史的日程。同时他把文学活动与历史发展的主潮相结合,最终从传统的古文中走出来,蔚为散文大家。在当时的文坛上,康有为的散文,思想奔放,直抒己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而且在艺术上追求毫无拘束,感情尽情倾泻的艺术境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因而,梁启超将康有为列为“清末散文大家”(《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上海版单行本,第57页),是以他那受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所形成的中国文学进化观来审视中国散文发展,从整体意识上去评判康有为散文的历史地位的结果。纵观近代散文的发展,康有为的确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是晚清“文界革命”的先驱,其散文创作为新文体的诞生起着积极的作用。

     谭嗣同的散文深刻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他所经历的人生道路,记录了他的理想、热情、思辨、学识,同时也为新文体的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谭嗣同对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浅显平易、富有号召力和煽动性的解放了的文体极表赞赏。他在《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一文中,盛赞天下文体“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他认为报章文体的好处并不囿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较多地反映出民众的呼声。他为《湘报》的发行而欢呼。他的政论散文《仁学》便是比较典型的“报章文体”,难怪时人惊呼其为 “骇俗之文”。总之,谭嗣同的散文熔多家思想于一炉,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论辩方法,使文章呈现出长于雄辩、汪洋恣肆的特点。行文则时骈时散,时古时今,力求文意表达通畅。特别是以感情之笔说理,情因理发,理因情显,情理相得益彰。谭嗣同本其冲决一切网罗的勇猛精神,为新文体在荆榛莽丛中开拓了一条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