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散文的多重变奏化毕业论文(3)

    梁启超是散文近代化进程中有突出贡献的一位作家。他不仅对散文在理论上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而且在创作实践上,身体力行,写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新体散文,对散文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把《时务报》至《新民丛报》中期(1896～1904)这一阶段的文章称为“新文体”,以区别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桐城古文、骈文和时文、八股等类的“旧文体”。这种新体散文亦有别于近代早期维新派的文体,特别是在语言的革新上。梁启超写作的新体报章散文,是以社会的改革和国民思想启蒙工作为当务之急的,这就把新体散文的创作从书斋扩展到整个社会,形成了他创作新体散文有决定性影响的创作思想———“新民”思想。他在1898年11月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给该报所规定的“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的性质便是这一思想的阐释。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散文的社会功能,提高了散文的地位,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散文本身的面貌,使他的新体散文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综观梁启超的散文,特别是他在戊戌时期的散文创作,其成就和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散文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显示了其包融万汇的胸怀与气度;在艺术形式上有较大的变革,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散文的社会化。他创造的“新文体”,结束了桐城派散文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一代新文风。

第四重变奏:民主革命家的语言革新

    语言是文章的基本材料,它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脱节,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的分离,为人类交流思想、倾诉情感造成了许多人为的障碍。语言文学,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的载体,这个载体本身有着内容和形式的两个方面。语言问题“ 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第295页)。随着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家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语言通俗化,是潮流所向的一种趋势。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救亡运动的开展,才有条件兴起白话文运动。因此,近代散文在继资产阶级“新文体”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维新派散文改革的基础上,为使散文语言更趋通俗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语言的近代化,这是比叙述方式更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升起的新的美学原则。秋瑾、邹容、陈天华、柳亚子、孙中山、朱执信、李大钊、黄小配、黄远生等对于近代散文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一种真正属于近代的“写作姿态”,刷新了近代散文的语言,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文”的审美信息。从他们的散文创作来看,散文的语言不是一般修辞学上的语言,即不是以准确、生动、形象为特征的“美文”,而是主客体互相渗透,即此即彼,既是内容,也是形式; 既是文学,也是生活的语言,是一种不仅包括了作家的才华、智慧、思想、人格等因素的文学表达中形成的风格,而且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韵味、情趣、色彩的语言。而在这面呼啦飘扬着的语言旗帜上,更加触目映进读者眼帘的是四个大字:文体创新。因此,只有当白话散文逐步成为近代散文的语言载体时,中国近代散文才真正迈出了自己带根本性变革的步伐。

    邹容的政论散文《革命军》,以火山爆发式的革命热情,雷霆万钧、叱咤风云的磅礴气势,催动三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语言节奏,表现出洒脱奔放的文学风格。《革命军》可以说是一篇表现革命内容的有代表性的新体散文。在语言方面比“新文体”更趋通俗化。女革命家秋瑾极力提倡白话文,她的散文通俗易懂,更趋白话化。柳亚子在“五四”前10年创作的白话散文,也为近代散文走向自由化、通俗化、社会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黄小配的《五日风声》,运用报刊新闻报道的方式,在报告文学领域作了一次开拓性的尝试。在语言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黄远生的散文以新闻报道体式为文学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这位“报界奇才”的文章浅显易懂、妙趣横生。他的通讯报道,亦已具报告文学的特征。如他的《外交部之厨子》、《?日日记》等,集中反映他的通讯报道的文学性质。他以白描的手法,把耳闻目睹的人与事,加以提炼概括,选取最能表现人或事的细节表达出来。他的散文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先导,在近代散文向现代化过渡的进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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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一:两支“特异”的动情和弦

    一支是著名翻译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散文,回荡着先秦散文古朴渊雅的情韵。他用古文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于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在应用古文方面作出了新贡献,功不可没。但严复在散文体式、语言上过分注重辞章,追求文采,就容易产生深奥难解、因辞害意等毛病,势必削弱文章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用古雅的文笔和驯雅的语调来作文与译文,的确是严复的缺点。同时,严复亦鄙薄一般“报馆之文章”。尽管如此,严复有些散文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中对严复的批评,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一变化。由此可见,严复散文中那反复申述、欠含蓄、不简洁、多感叹等表述方式,正是作者不自觉地向桐城古文的某些框框挑战的表现,因为那种古文程式已不适于用来发挥丰富的新思想和爱国激情了,这也许是严复始料不及的。

    另一支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文学家章太炎的散文。章太炎是近代文坛上“以文章排满的骁将”,他撰写了政治、时评等文章,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思想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章太炎的散文内容非常广泛,经史子学、语言文学、医学、教育、经济、哲学等方面都有涉及。他的散文,在1916年前后20年,对比非常鲜明:前20年的创作,意气风发,锋芒毕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打动了不少读者,对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20年,章太炎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因此,其散文也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这正是章太炎政治思想多变、带有先进性又具有复杂性的艰辛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在散文中的反映。不过,章太炎的散文能根据客观需要的不同,采用不同体裁乃至不同的语言,取得了一定成效。纵观他的散文创作既有引经据典、文字古朴的文章,也有笔调活泼的白话文。但章太炎的大部分散文,其主导风格还是古奥典雅的。他的散文受魏晋文风的影响较深,体现了魏晋风骨,文辞古雅,显示了他雄劲的学力。加上他用字古奥,索解困难,即使在文学上有些合理见解,也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这样就决定了章太炎不可能为新文学开辟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