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散文的多重变奏化毕业论文(4)

副歌二:两束“变调”的古典音符

     一束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湘乡派的散文。曾国藩作为桐城湘乡文派的领袖人物,他把“义理”扩大到政事,强调以“礼”为本,以“经济”为纲,试图对桐城文派的思想旗帜程朱理学有所改造。他对桐城文派的文风,也是有所变易的,并没有亦步亦趋。实质上,曾国藩中兴桐城文派,就是以“湘乡派”改造“桐城文”。随着清朝统治的崩溃与新思潮的兴起,无论桐城文派或湘乡派古文都为人所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新文体”和稍后的白话文。当然就桐城文派中间,也有一些如王?运、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郭嵩焘等作家冲破传统古文的束缚,创作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散文,这说明散文的变革、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另一束是翻译家林纾效法唐宋文的散文。林纾的文笔追踪韩、柳、欧、苏,因而虽从事西方名著的翻译,为近代文学的开放,以取法西方文学,起了先锋作用,可是在文体上却紧闭大门,固守门户家法,为文宗奉桐城古文的“雅洁”。他的《春觉斋论文》就是桐城古文“义法说”的具体化。当然,林纾所谓师法古人,又不等于亦步亦趋地模拟古人,他认为学古而不拘泥于古,诀窍全在学其法而变其貌。由此也可以看出,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林纾的散文创作也起着微妙的变化。

    综观近代散文创作,尽管作家们行色匆匆地走完了80年的风雨历程,他们是带着发育不全的散文胚胎走进文化新纪元的,然而近代散文的成就已昭示着中国散文的深刻变化,即散文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心灵、贴近人生、贴近生活本身了。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这一方面表现了散文的自觉,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散文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散文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易于为读者接受。

    近代80年的散文之所以超越了古代散文,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散文越来越走向大气。写小山小水抒发个人悲欢的“小景”散文已越来越少。这一时期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篇幅长;二是这些作者都倾向于思考各种大命题(时代、国家、民族、开放、改革、制度等)。当然,这种大气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呈现。大气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博大的情怀,一种人格智慧的闪光。这一时期的散文不同于以往的“学者散文”,作家们不再局限于考据、训诂、求证,不再沉缅于 “过去时态”的回忆或以闲适的“隐士情调”为最高旨趣,而是以近代人的眼光和情怀观察生活、思考历史和把握时代,并倾注进个性和“自我”色彩。

    理性精神的弘扬,不仅把近代散文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使近代散文与世界优秀散文接上了轨。因为世界的优秀散文,不管是倾向于说理议论的《论说文》(培根)、《随笔集》(蒙田)、《思想录》(帕斯卡),还是倾向于抒情描述的《忏悔录》(卢梭)、《梦茵湖》(梭罗)、《战地随笔》(坦贝克);他们的一个重要传统或特色,就是重理性。他们关注时代、思考人生、探索历史,纵横捭阖,议论风生,分析独到。因此,欧洲的散文曾开启了一代文风,推动历史前进。今天,我们把中国近代散文提高到世界近代散文的杰作之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与世界文学的观照中,看到近代散文的历史行程。

    近代散文的文体创新,也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文体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文学体裁。文体的内涵是丰富的。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文体,是才能本身,思想的浮雕性,它表现着整个的人。也就是说,文体是作家主体人格与精神,也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方式,是语言的表达与呈现。随着近代历史的巨变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家们对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做了新的透视,同时由于任何使用别种文体的叙事经验和写作技巧对散文进行改造组合,于是,散文便在这种嫁接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叙述已摆脱了封闭性、同一性的模式,而语言也变得越来越富有弹性。这一切都显示散文艺术形式的开放性。在中国散文叙事形式变革的大合唱中,叙述更成为近代散文的“文体革命”的新动向。

    文体创新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是语言的近代化,这是近代散文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的一个变革原则。从近代80年的散文来看,在语言上的确比古代的散文前进了一大步:语言越来越丰富和直白清浅、通俗易懂了。语言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人生状态。近代散文作家努力将散文语言朝着语言与文字合一的方向发展,使近代白话文成为充满活力的一种语言形式。

    近代散文的变革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当然在散文繁荣的背后,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苍白和遗憾。其一是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变革的不彻底;其二是近代社会的复杂性,造成散文作家思想的多变和散文发展的多重性。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不足,为“五四 ”以后的现代白话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