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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考察，可以说，西方“知识型”经历过若干次重要的转变，这不妨称为“转向”（turn）。“转向”一词，在英文中有转变、旋转、绕转等含义，在这里主要是指路线或方向的转变或转折点，引申而指观念、思想、知识或话语等所发生的重要转变或转型。当基本的“知识型”发生“转向”时，这种“转向”总会创生出与它相对应并奠基其上的新的文学观念、方法与批评系统即文学理论。
二 来自“知识型”的五次“转向”
从西方整个“知识型”演变历程与西方文论史相关联、并且前者的“转向”影响了后者的相应“转向”看，西方文论经历过大约五次重要的“转向”（当然还可以列出更多）。这五次转向是从“知识型”与文论相关联的角度去说的，在有文论之前可能存在的“知识型”转向只能忽略不计。下面不妨做简要论述。
第一次转向可称为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以智者派（Sophists）、尤其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为代表，希腊哲学从此前研究自然及其本原为重心转向研究人类社会道德与政治状况，也就是从以探究自然规律为主转向探究人类及其心灵（道德）状况。正是在整个“知识型”层面的这种人学转向熏染下，出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对整个西方文论史富有开拓性意义的文论大家。在这种人学“知识型”根基上生长出以“模仿”说为特征的古希腊文论和以贺拉斯“寓教于乐”说为标志的罗马文论。尤其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模仿”说在西方文论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转向为中世纪的神学转向。随着基督教入主欧洲，人学中心被神学中心取代，整个“知识型”都奠基于唯一的上帝，任何知识系统都被认为由此发源，这导致了以基督教神学为支撑的视上帝为知识本原的中世纪文论的产生及其霸权地位。这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家有普洛丁、奥古斯丁、但丁（“俗语之辉煌”和文本四层意义等）、“桂冠诗人”彼特拉克、薄迦丘（“注重文采”）等⑦。
第三次转向是17世纪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它强调任何知识都与人的理性相关，都需要从理性去寻求解释。这种“转向”为文论提供了以“理性宇宙观”为主导的“知识型”。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文论流派有新古典主义文论（法国的布瓦洛等）、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莱辛、康德、席勒、黑格尔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
第四次转向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在这种“转向”中，不再是“理性”，而是语言、语言学模型、语言哲学等被视为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东西。正如利科尔所分析的那样，“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然，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荣耀的地位，因为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们时代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对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被很多哲学家看做是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⑧正是这种性质的“语言论转向”导致了 20世纪形形色色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论流派的产生，如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接受文论等。
第五次转向为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cultural turn）⑨，它在语言学模型的框架中更加专注于文化及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性别、大众文化、亚文化、视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阐释，为此时期各种文论流派竞相追究文学的文化缘由提供了知识依据。这些流派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
这五次“转向”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各时期西方文论状况及其演变的宏大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论基础。
三 中西文论的相遇方式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需要看到，历经多次转向的西方文论的东渐过程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从第一次转向时起就与中国文论相遇，也不是只在最后一次转向时才与之相接触，而是分别呈现出至少四种相遇方式：叠加式、疏离式、追补式和平行式。
首先呈现的是叠加式相遇。当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在其古典帝国的晚清垂暮时分发生正面遭遇时（尽管此前有过零星侧面接触），前锋部队应当是“认识论转向”时期文论，随后拥来的大军还有“神学转向”和之前的“人学转向”时期文论。这三次转向以高度叠加或挤压到一起的特定方式，影响了从晚清到20世纪前期的中国现代文论。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就承受了“认识论转向”导引下的德国美学如叔本华和尼采美学等的影响。“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这一表述显然来自叔本华。随后陆续有启蒙运动时期文论、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等登陆，对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等发生影响。有趣的是，此时西方正盛行的语言论文论主流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却远远低于前三次转向时期。鲁迅在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状况时指出：“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 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从文论角度看，这种几十世纪的多元挤缩状况也正与西方历次转向的叠加式影响密切关联。而且这种挤缩中的外来物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⑩。显然，中国现代文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可以从这种叠加式相遇角度获得一种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