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知识型及其转向化毕业论文(3)

     继而有疏离式相遇。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三十年间，当中国关起门来推演自己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时，西方正相继风行“语言论转向”所标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多种思潮。这些新的语言论思潮对中国那时期文论几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不过，那时期还是出版了有限的“内部读物”。袁可嘉等在1962年奉命编译供批判用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收录一战到60年代初的“美英资产阶级文艺论著”，其中就有后期象征主义、“新批评”等，但没有在法语国家盛行的结构主义。他在后记中一锤定音地指出：“综观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学批评，虽说数量上有所发展，真正有价值的新理论是很少的。”这显然没有看到“语言论转向”带来的拓展。这样的政治与学术偏见在当时中西疏离式相遇的背景下是“正常”的。进而说“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主流（如新批评派和心理分析学派）是反动的，它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性和腐蚀性，是明显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我们应当予以批判”B11，就更可以理解了。不过，这种偏见的反面效果却是：因为政治与学术疏离而造成更加强烈的心理期待。

     当“新时期”国门重开、欧美西方文论重新登陆时，强烈的心理期待支配下的接受就变得十分迫切，80年代的人们恨不得立时追补完过去三十年光阴所耽误的整个中西相遇。这种追补式相遇由于也包含了过去的叠加式相遇，因而西方文论的前四次转向生成的几乎种种文学观念，都在此时期蜂拥而至、联翩而来，在中国先后推演出“审美化”文论、“主体论”文论、“向内转”文论等新思潮。

     真正实现中西文论之间的大致平行式相遇，还是在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也就是在“文化论转向”所造成的新的学术氛围中。由于一方面有中国学人频频到西方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有西方著名文论家相继来中国访问及出版新旧著作，就使得“文化论转向”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文论新贵有了在中国平行相遇的可能。杰姆逊（或译詹姆逊）频繁来中国交流以及他的《文化论转向》（1998）几乎达成与西方同步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译为《文化的转向》）正是一个明证。另外一个相似的例子是解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多次到访及专著出版。当前正热火地亮相的“文化研究”或“日常生活审美化”风潮，显然也正得自这种平行式相遇的真传。但需要注意的是，平行式相遇毕竟不等于、更不能被误认为是平等式相遇。中国文论要真正地与西方文论平起平坐，像鲁迅当年所期待的那样与世界各民族“协同生长”、在其中“挣一地位”?B12，还需要做艰苦而漫长的努力。

      上面几种相遇方式表明，西方文论在中国发生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相遇方式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人对于西方文论的接受。但从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与变形来看，这种相遇在总体上当属于一种由“一”向“多”、由“同”到“异”的破裂式转向。当拥有数千年连续式文明传统的中国文论遭遇拥有数千年破裂式文明传统的西方文论时，就好比一个稳定的东亚高原板块突然间遭受到来自数个相互断裂的高原板块的轮番挤压，这种轮番挤压迫使东亚高原板块在交替地承受来自不同高原板块的异质力量的冲击后出现急剧变形。面对着彼此异质的人学转向、神学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等欧风美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道路该向何方铺设和如何延伸？这注定了是在欧风美雨侵蚀、震荡或浸润下伸展的曲折历程，既可能如风中的芦苇飘摇起伏，也可能在其中如鱼得水。但无论如何，在这多重异质高原板块的轮番高强度碰撞下，中国文论以“破裂”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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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多次转向的西方文论在发起一场不期而至的短促遭遇战后，似乎立时就宣告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寿终正寝和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开场。其实，西方文论中国化在这里并非意味着简单的外来文论的强势入侵，而实在也同时是、甚至更多的是出于中国文化界和文论界寻求自身现代性转向这一必然要求。风烛残年的中国古典文论要借鉴西方文论以构建自身的新的主体性，这被视为中国文论的一种必然的西方化过程即西化过程。这种意义上的西化其实正显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应有含义，恰恰构成了中国文论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向的一条必由之路。

      这样，所谓西方文论中国化或中国文论的西化，不能被机械地解释成西方文论如何入主中国文论或中国文论如何走向西方文论，而应当被准确地理解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即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论如何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参酌西方文论而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变。现代性转向是中国文论的一次前所未有而又意义深远的破裂式转向，意味着向来习惯于近缘杂交的中国文论此时不得不同以往的连续式传统实行断裂或决裂，开始了与西方文论的远缘的和多元的杂交进程。无论如何，对西方文论的五次转向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加以具体而深入的比较性探讨是必要的（这需另行展开）。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五 以中为镜看西方
           　　
     由于这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西方文论的转向，因而本来不宜在中西比较上走得更远，而是需要继续追究西方文论本身的特点。不过，与我们通常“以西为镜”而显示中国文论的特点相应，这里也不妨换位思考，“以中为镜”而呈现西方文论的特质。所以，要从西方文论的五次“转向”中窥见西方文论的特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把它同中国古典文论相对照，因为这是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长的文论系统。而到了中国现代文论，这两种文论系统已走向相互杂交，就不那么容易辨别了。假设一种文论总有其特定的文化气质做根基、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规律、运行特定的范畴系统、有着独特的目标的话，那么，可以在中西文论的相互映照中见出西方文论的一些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