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化毕业(3)
2013-06-06 02:24
导读：其次，宋明的理学家也参与东南家族族谱修纂的实践。他们常为福建的宗族族谱写序言、赞词、跋语、诗句等，将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渗透于其中。如杨时
其次，宋明的理学家也参与东南家族族谱修纂的实践。他们常为福建的宗族族谱写序言、赞词、跋语、诗句等，将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渗透于其中。如杨时为《周氏谱牒》作诗曰：“奉观先牒起遐思，南北家乘续旧文。一脉祖孙无异性，千年昭穆似同时。春秋共凛蒸尝义，金石犹存训诰辞。惟愿族人崇孝敬，莫将身世负师。”[20]胡宏为浦城《詹氏族谱》作序云：“余谓世有令德，故其蕃衍盛大如此。所谓博厚而高明，高明而悠久，讵不信然。”[21]。朱熹则为福建众多家族写过序文。如他为福建闽清“梅溪千古两先生，棣萼一堂双理学”的陈旸、陈祥道的家族所写的序文，叙述了宗法制的源起及谱谍兴起的缘由，以为“谱存而宗可考，是故君子重也。……但人情以君子之泽，五世而软，一经流远，视若途人。然昭穆既明，本源自辨，后有作者，果能追念前由，无忘厥祖，披图按籍，孝思勃生，则勉旃下怠，庶光前业已。”[22]对谱谍的伦理整合之功寄以厚望。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为陈旸家族所作之长序。王氏对于陈君坚修宗谱“思欲矫世俗之弊，溯本穷源，合陈姓而一”之举赞赏有加，期许陈姓之族能“拔出浇漓之俗，挽回淳朴之风，使族之人，各自其身推及其父，自其父推及其祖，自其祖推及于曾祖，于其高祖，而之于无穷焉!……亲之于疏，思
如何而敦睦之；近之于远，思
如何而时会之；富之于贫，思
如何而周恤之；贵之于贱，思如何而维持之；智之于愚，贤之于不肖，思如何而劝勉之。始见好恶相同，忧乐相共，音问相通，声势相倚，纪纲相扶，有无相济，出入相友，会遇相揖，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农耒相资，商贾相合，水火盗贼相顾，疾病相恤，婚姻死丧相助，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不欺小，一家之中，和气周流，仁风滂沛，上无愧于祖宗，又上无愧于天地矣”[23]王阳明其实把家族看成是实践儒家大同社会的一个缩影了。
一些理学家甚至亲自参与本族修谱的修纂，以及家礼或家训的制订。如闽张岳就为宗族修过宗谱[24]，林希元除编同安本家林氏族谱外，并作了《家训》以教训族人。广东理学家黄佐更是参照了朱子家礼、陆氏家训、吕氏宗法、白沙陈氏、义门郑氏家范等范本，编了著名的《泰泉家礼》，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欲立教以家达乡，明伦以亲及疏，敬身以中制外，冠婚以下四礼为次；然后是举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等五事，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礼为一卷相附。《泰泉家礼》被明清广东及闽西南的众多家族收入族谱之中。而明清糅杂着血缘和地缘关系组成的乡族组织，更是借助理学家等编的家礼、家训等以强化地方的文化认同，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如《泰泉家礼》所录的乡约誓词，就强调同约之乡人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发誓“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恰是透过族谱中的家训或家礼，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实现了“礼下庶人”的教化理想。
东南的福建家族在修族谱时，也热衷于将理学家或其他有名士大夫的文字冠于卷首以示夸耀，甚至有不少族谱常有假托和伪照理学家的序文者[25]。此外，有些家族为了提高其社会的声望和地位，常采取联宗统谱的方式，冠冕堂皇地与同姓的家族互认宗亲。一些颇具影响的理学家因此被纳入另个同姓家族族谱世系之中。如清康熙年间，福建安溪出个“理学名臣”李光地，福建其他地方的李姓家族皆引以为豪。于是许多李姓家族纷纷请李光地为族谱撰词作序。汀州的李氏士绅甚至跑至北京同李光地认宗亲，视之为同一血缘，李光地亦滿心欢喜地为其族谱作序。当理学家利用家族组织（如家族教育）来传播其价值理念之际，家族组织也自觉地在借用理学文章以装点家族的门面。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理学文化对东南基层社针的强力渗透作用。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总之，理学家及信奉理学的士大夫们，通过其所拥有的文化象征资源，已深入地推动了东南基层社会的文化整合，促成了东南庶民化的儒家文化网络的确立和联结。
四、理学与东南家族之文化教育
唐末五代以降，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渐趋瓦解，新型的家族制度在宋元之际逐步形成。与此相应，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私学――家族教育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宋仁宗皇元年（1049），范仲淹在吴县设“义田”，以养济族众；办“义学”，以育宗族子弟。随后，各地的家族组织也纷纷捐资、集资创置田，创办各种规模的家塾、族塾、私塾、学馆、义学、社塾、书屋、书堂、书院等，以使本族子弟（常包括乡邻子弟）能够接受教育。有宋一代，经济和文化都相当发达的东南地区，家族教育已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而历代的理学家，除自办书院讲授理学外，也相当鼓励家族办学。如闽中延平府，在理学的影响下，史称“建学独先于天下”，“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26]。江西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27]、江西南城吴姓家族，甚是推重理学，甚至“以钱百万创为大楼，储书数千卷，会友朋，教子弟”[28]。明清是东南家族组织发展最快的时期，几乎每一家族都设置有学田和族塾，故即便是贫无力之子弟亦得以肆业于中。甚是普及的家族教育，为理学的文化理念向东南基层社会的深层次渗透提供了可能。
在科举取士的社会里，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常以该家族科举及第和入仕的人数以及入仕者官阶大小为衡量标准。而透过族众的入仕，家族组织也能加强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并能获取社会经济上的实利或特权。故科举入仕常是东南家族教育的热点。为了推动族人积极参加科考，东南家族常订有物质和精神奖励措施。如东粤宝安南头黄氏对获得功名的族人予以重奖[29]。闽北朱熹族裔，订“学规”对参加科考族人给予经济资助。闽西中川胡氏家族给有功名的族人立“功名柱”[30]。由于重视科举，部分家族教育的内容也惟场屋应用之书是瞻。如“明代科举之书，尽出建阳书坊”[31]，建阳的各刻书家族曾刊刻了大量的八股文选本，虽不为官学和书院所收，却是家族子弟中从事科考者的抢手货。为此，弘治十二年（1499）明吏科给事中许天锡曾上疏请禁建阳书坊的八股科本，认为“梓者以易售而图利，读者觊侥幸而决科。由是废精思实体之功，罢师友讨论之会，损德荡心，蠹文害道。一旦科田致身，利禄入手，只谓终身温饱，便是平昔事功。安望其身体躬行以济世泽民哉？”[32]理学正是通过科考文本的方式，广泛地渗入东南根深叶茂的家族教育网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