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翻译与解构化毕业论文(2)
2013-06-27 01:09
导读：犹太人夏洛克要求的是公正（公道/justice），基督徒一方（鲍西亚，公爵、安东尼奥等）坚持的是仁慈（慈悲/mercy）。鲍西亚试图向夏洛克说明，仁慈是一
犹太人夏洛克要求的是“公正”（公道/justice），基督徒一方（鲍西亚，公爵、安东尼奥等）坚持的是“仁慈”（慈悲/mercy）。鲍西亚试图向夏洛克说明，仁慈是一种高于公正的美德：“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朱生豪译。）德里达相信，这里的“公正”可转喻为“忠实”与“可译”，“仁慈”可转喻为“不忠实”与“不可译”，以仁慈调剂公正，实际上是以“不忠实”调剂“忠实”，以“不可译”调剂“可译”。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翻译和转换。
保罗·德曼注意到，德里达对本杰明“翻译者的任务”的解读是以法文本为基础的，而冈迪拉克的这个译本却将结尾一段话中的“可译”译作了“不可译”，德里达对此浑然未觉，仍以“不可译”和“不可译性”来解读这篇文章。即使德里达意识到了这种“区别”，又能怎么样呢？对德里达十分了解的保罗·德曼大胆地推测道，“我相信德里达的解释可能是‘可译’与‘不可译’在此没有什么区别”（注：保罗·德曼，“‘结论’：瓦尔特·本杰明的‘翻译者的任务’”，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德曼或许是对的，因为德里达的确说过，“事实上，我相信任何东西都是可翻译的，以及不可翻译的。”（注：Jacques Derrida,“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trans. Lawrence Venuti, Critical Inquiry 27, winter 2001.） 现实的翻译，无论
怎样好与差，总是处于理论上的好与差的中间。
正是这种双重立场，很好地展示了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姿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绝不能
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概念，它们根本就是哲学概念，甚至可以说，隐藏着解构的全部秘密。“哲学说什么？我们设想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哲学说什么？当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时他说什么？他说：重要的是真理或意义，既然意义在语言之前和之外，那么它就是可译的。意义发号施令，要求翻译，而我们也必能够确定其单义性，或者在任何情况下掌握其多义性。如果这种多义性能够被掌握，那么，作为向另一种符号形式进行语义内容传输的翻译，就是可能的。除非多义性的翻译是可能的，否则便没有哲学。因此，哲学的论题即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可译性，它说的是，意义或真理在语言之间传递时，不会受到本质的伤害……既然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那么可以说，翻译的失败就是哲学的失败。”（注：Jacques Derrida etc., The Ear of the Other, trans. Peggy Kamuf,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5,p.120.）解构哲学，实际上就是解构（没有任何丢失的）可译性。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并不是解构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全部，不是各种问题中的一个，而是问题本身。翻译作为解构主义，暴露了概念的自我分裂，令所指无限推迟，揭示了意义的不在场，证明了形而上学的失败。
二、延异、播撒及其他
既然翻译不可能做到忠实，那它就不是接受，不是交流，不是再现。是什么呢？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1.延异（différance） 德里达相信，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某些“超验所指（在任何语言中的任何时间都表达同样概念的所指）”，并相信它们能够提供最终的意义。不管这些超验所指是存在、本质、真理还是别的什么。围绕它们，或者说以它们为中心，具有等级的结构被建立起来，或者说，逻各斯中心主义被建立起来。
要破除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首先必须破除所指的超验性。德里达诉诸于意义的“延异”活动：“根据这种活动，语言，或任何符码，任何一般性指涉系统，都被‘
历史地’构成为差异的编织物。”（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法语中的动词defférer有两个意思，大体相当于
英语中的to defer （延迟）和to differ（差异）。名词différence只保留了“差异”的意思，而缺少了时间方面的感受。德里达从现在分词différant中拿来字母a，造就différance一词，以补充丢失的时间感。法语中的-ance词缀也意味着“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无法确定”，所以différance既非主动语态，也非被动语态，而让人想起某种“中间（时）态（middle voice）”的东西。另外， “这个术语也提醒人们注意起源于现在分词différant的动名词，它在如今的法语中并不存在。这样德里达就在一个动词和一个并不存在的名词中间设计了一个非术语（non-term），暗示主语和宾语之间的一个动词/名词，一个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丢失了的（或被抑制的）某物。”（注：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58—159.）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différance的构词法巧妙地展示，西方形而上学在发展过程中，它的一些主要概念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一定在时间的推延中产生了差异，一定丢掉了某些东西。这种变化是悄无声息的——a代替e，可以被辨识出来，书写出来，但不能被听出来，如同金字塔一般（A在字形上也很像），是一座无声的坟墓。
语际翻译就是延异活动：首先，翻译是差异中的延迟和延迟中的差异。翻译推迟了所指的出场。当一个所指被翻译时，差异发生了。在原文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紧密的，就像果皮与果肉的关系。经过翻译之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变得松散，就像满是皱褶的皇袍裹着皇帝的身体。翻译使所指离开了能指，使语言变成了一系列最终没有所指的能指的自由嬉戏。其次，“际”是中间，相互。“际”（inter-）发生在两个时间之间，原文和译文对应着两个时间；发生在两个空间之间，原语和译语对应着两个空间。语际翻译将时间空间化，将空间时间化，连接了它们，又分开了它们。“际”作为“相互”还意味着既非主动也非被动的“互动”，不确定，没有本质。再次，翻译是丢失。在原文中，词是一个统一体，它包含若干意义，而翻译打破了这个统一体，只传递单一的意义（“播撒”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