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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翻译与解构化毕业论文(3)

2013-06-27 01:09
导读:因此,所指概念决不会自我出场,决不会在一个充分的自我指涉的场中出场,从本质和规律上来说,每个概念都刻写在链条和系统内。其中概念通过系统的

    因此,“所指概念决不会自我出场,决不会在一个充分的自我指涉的场中出场,从本质和规律上来说,每个概念都刻写在链条和系统内。其中概念通过系统的差异嬉戏,指涉它者,指涉其他概念。”(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 年,第1期。)“不会有独一无二的名称,即使它是存在之名,我们不应当带怀乡之情,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纯粹的父系语言或母系语言组织之外,在迷失的思想故乡的神话之外,来对此进行思考。”(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2.播撒(dissémination) 播撒是意义的游戏,像延异一样,它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概念被定义。德里达不断警告,如果我们说播撒是“这”或“那 ”,我们就保存了它的意义,就凝固和中止了它自身的播撒。假如播撒、种子的延异不能被概括成一种精确的概念意义,这是因为它分裂的形式和力量“破除”了语义学的视界,从而彰显出一种不可简约的和“有生殖力的”多元性。
    在语言的整体中,能指以各种方式联结起来,表面上平静的,但其下的所指暗流却在不停的涌动。你在某一时刻打开一个能指,其下是这样一些所指,当你在另一个时刻打开同一个能指,其下又是另一些所指。所以,播撒不同于一词多义。一词多义盛在容器里,播撒漂在河流里,既是,又是,既非,又非。“所有的意义表示都必然是模棱两可的”(注: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三联书店,2004年,第21页。),模糊性是原初的和无可置疑的,而同一性是强加的并和其他可能性相排斥的。
    在原文中,词是一个统一体,而经过翻译,词的统一体爆炸了,弥散了,繁衍了。新的语境带来新的意义,同时,一些旧的意义丢失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意义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把修斯(Theuth)所说的“pharmakon ”翻译成英语中的remedy,不可谓不准确,但这个翻译抹掉了原词的“魔力”色彩,而带上了“理性”色彩。(注:Jacques Derrida, Dissé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p.97.)(这让我们想起了汉语中的“丹药”,但是埃及神仙怎么会炼中国神仙的丹药呢?)
    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也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比如,pharmakon与pharmacia、pharmakeus、pharmakos的价值链条在翻译之后就完全被破坏了。在汉语中,这些词可以翻译成“药”、“泉水”、“魔术师”、“替罪羊”,但已经完全看不到原有的价值联系。
    因为pharmakon有许多分歧的意义,所以在翻译时需要不断地加括号, 以指出其中的转渡关系。“这样,我们希望用最令人震撼的方式演示那经常的、有规则的意义分歧。在没有误译的情况下,通过偏斜、不确定化或过度确定化,这种分歧允许同一个词传递‘治疗’、 ‘处方’、‘毒药’、‘麻醉药’、‘春药’等各种意思。我们同样还可看到,这个概念的可塑的统一性,或者说它的规则和把它与其他能指连在一起的奇怪逻辑,在何种程度上被驱散、遮蔽、抹消以及几乎变得不可理解……”(注:acques Derrida, Dissé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第71—72页。)
    文本被印刷出来之后,便开始了没有回头路的播撒旅程。它可以被理解为阉割的一种形式,隐喻了不再回到父亲的东西。它是反还原的,所以没有文本的考古学,没有回译。播撒摧毁了文本的唯一性,它的霸权主义的中心性;播撒把文本带进文本性(textuality)中,带进起源的复数性之中。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每一次阅读都把文本放进了一个新的语境。语境是开放的,它从不把解释固定下来,也不在这些复杂的解释之间划出界限。由于这个原因,一个文本不可能被消耗殆尽,总是可以说出关于它更多的东西。它允许截然相反的意义和解释存在。文本永远在进行意义的加减游戏,不稳定,不关闭。
    3.印迹(trace) 德里达明确反对语言中存在什么深层结构,更谈不上去翻译或再现这个深层结构。对德里达而言,真实存在的,是意义之间的不同链条,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共生关系。所谓译文与原文的一致(sameness),是根源于本质主义的一种幻象,是试图在变中寻求不变的一种徒劳。当人们试图追求意义的稳定性并试图谈论、再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在流动、在玩耍、在跳跃、在逃避。意义之链可以无限地回退,文本是“更早的文本”的译本,译本是“更早的译本”的译本,译本的词汇是“更早的词汇”的译本……
    文本没有开端,它的开端在它以外早就开始了。一个文本是由各种印迹织成,这些印迹又来自其他的印迹,并且向其他的印迹开放,它们涂抹掉其他的印迹,然后等待被别的印迹涂抹。“在场者变成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它不再是每一次指涉归根到底所指涉之物。它变成一个普遍化的指涉结构中的功能,它是一个踪迹的踪迹,是抹擦踪迹的踪迹。”(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印迹是其所是,又是其所不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既在场,又不在场,超出了对立的或辩证的二元逻辑。“现时的在场素也使自身保留过去因素的标志,它已经通过表明与未来因素的关系让自己变质,这就构成了踪迹,此踪迹同未来、同过去有同等的相关性,且通过和他者的相关性构成了所谓的现时在场者,此他者乃现时在场者绝对的他者,甚至不是过去和未来的修改过的在场者。”(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如果在延异的踪迹中有某种漫游的话,这种漫游不再遵循哲学的逻辑话语线索,也不遵循一种对称和内在的反向的经验—逻辑话语线索。嬉戏概念使自身超越了这种对立,它处在哲学的前夕且超越了哲学,它表明了无尽的运算中必然和偶然的统一。”(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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