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封建主义和狭义的封建主义化毕业论文(4)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古代发展得比较迟缓？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狭义的封建社会”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当我们回头看待这段历史时，可以说：中世纪欧洲多政治中心的并存，导致争斗、武装冲突、暴力事件、大小战争不断；而古代中国那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则会使得全社会起码在王朝统治的稳定期内，十分和平。因此费正清说：“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而言，政治与社会的高度稳定，总归要比同时期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思想动荡更为可取些吧。”也就是说，一个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会羡慕今日西方富裕的物质生活；但一个汉朝或唐朝的中国人，则会庆幸自己生在中国而非欧洲。相比于战乱不断的中世纪欧洲，同时代的中国可算是国泰民安。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出高度的社会文明，长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历史的逻辑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对于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生长的工商业来说，它欢迎坐寇性统治集团组织涣散，因为那将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因此，中世纪欧洲多政治中心并存，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十分有利；而中国封建时代（广义的）长期大一统的政治状态，则抑止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哈耶克说：“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可以说资本主义扩张的起源和产生的理由，是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治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城市里，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发展。” 诺斯是作为一位制度经济学家而为我们所熟悉，但他还是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提出的对“西方的兴起”著名的解释框架，正揭示了中世纪欧洲狭义的封建状况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该学派认为：在许多权力中心并存的中世纪欧洲，各个统治者都把发展经济以获得强大的税源从而获得强大军队放在首位，但是经济的发展本身依赖于充分的财产权利的发展和自由市场。结果，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逼迫不情愿的统治者限制自身的权力，于是有限政府和多元社会慢慢地出现了，财产权和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而中国在清末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天朝大国”，缺乏国与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态势，所以一直对国内的工商业发展持压抑姿态，这种情况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发生改变。欧洲的工商业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就像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结构一样，成功地抑制了它；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生长的工商业，却在欧洲的中世纪找到了空隙。它像一棵棵小草，在罗马帝国的整块巨石之下难以成长；但在中世纪，巨石破碎了，覆盖在遍地小草之上的，是一堆堆大小不等的乱石，小草们终于找到了生长的空间，它们甚至和那些乱石结成了某种互利关系。于是，小草们开始慢慢长大，并且侵蚀改造着乱石；几百年过去了，外人再看欧洲时，已经见不到石头了，见到的，是满目的青翠草原。

四、议会以及《大宪章》如何产生

    前面我们说：一个个封建王国是国王贵族领主之间松散的政治组合体。他们之间有权利义务的规范性安排，所以是组织；但互相之间又经常违反这些规范，经常发生斗争，所以经常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议会和英国的《大宪章》就是斗争以后妥协的产物。

    中世纪欧洲国家内部的议会，就是国王和贵族们、以及后来的市民代表们寻求相互妥协、进行讨价还价的一种机制。会上主要讨论国王税收、对外政策、镇压叛乱、司法案件、国内的和平稳定等等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税收问题。这个机制在当时不少欧洲国家都有，但最典型的是英国议会。

    13世纪是英国议会的形成时期，国王不断召开由教俗贵族和其他代表参加的议会，讨论国是。1265年召开的议会被认为是开创了先例，参加者有5位伯爵、 18位男爵、每郡两位骑士、每城市两位市民。而1295年的议会参加者共有400多名。议会成为当时各个权势者进行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一种形式。这种斗争和妥协，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进行，内战和大宪章就是这样的形式。

    13世纪初的英国国王是约翰，他权欲极大、能力极小。他在与贵族的交往中，不顾封建规范，视贵族的领地为己有，想没收就没收、想罚款就罚款，若有不从，就对之动武。1215年初，贵族们终于联合起来造反。6月，在伦敦河畔，各方签订了《大宪章》。它对国王和贵族的关系方面，按照封建规范下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作了详尽的规定。比如贵族每年应向国王交纳什么贡赋，如果超出这一规定，就必须召集全国的主教、伯爵和男爵开会。而且如果不经合法裁决，国王不能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剥夺财产。

    当然，不是说签了大宪章，国王就规矩了。后来国王们不断地试图侵犯贵族的权益，贵族们每次都坚决还击，一旦还击成功就迫使国王再一次向全社会确认大宪章，结果在中世纪大宪章被确认了30多次。

    所以，不论是议会还是大宪章，都只是权势集团内部的斗争、较量、妥协和确定规范，处理的是国王和教俗贵族之间的关系。对于百姓，这些原本还在互相倾轧的权势者们立刻就穿起了一条裤子。英国爆发的农民起义——比如瓦特·泰勒起义，受到的是国王贵族们的一致镇压；后来的圈地运动，虽然国王反对贵族们的圈地之举，农民上诉到国王的法庭上还经常获得支持；但如果农民真的用武装起义来抵抗圈地，国王就立刻和贵族们站在一边，派军队进行镇压14。中世纪的欧洲国王们的权利确实受到制约，但这种制约不是来自百姓的，而是来自大大小小的贵族的。

    而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组织化、权责安排的规范化，正保证了集团整体力量的强大，从而保证了其对广大百姓在组织性力量上的优势。对于这样充分组织化了的统治集团，不论是中世纪的欧洲百姓、还是古代的中国百姓，虽然他们人数比统治集团多很多，却由于自身基本上没有什么组织性，故而无力反抗统治集团对自己的压迫压榨。可以设想，如果国王和贵族的争斗没完没了，他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对隶农们进行管理压迫；如果国王总是在政府中为所欲为、独断专行、根本不听下属意见，那也就必然打击大小臣子的积极性，降低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削弱集团的总体力量，不利于集团坐稳江山。可见，在统治集团内部，组织化越充分、权责划分越明确，越有利于该集团的总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