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封建主义和狭义的封建主义化毕业论文(5)

    和中华帝国相比，英国等当时的欧洲封建王国，一个个只有巴掌大，这些国王仅仅在那一个个巴掌大的疆域内勉强实行了坐寇性统治集团内部的组织化，而且这种组织化的程度还比较低；而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皇帝则在一个巨大的疆域内、实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组织化，而且这种组织化的程度还很高。

    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之内，是有着一系列组织规范和权利义务规定的，这是保证这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在其中，虽然皇帝居于最高位，他同样不能为所欲为，他同样要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和组织原则。

    儒家学说一直在强调这个方面。冯友兰在阐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时说：“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15。孟子则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16君若不按理想的君道行为，他就在道德上不再是君了；这时即使把他杀了，也不算弑君之罪。

    就实际的国家机器的组织看，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此有详细的阐释。在汉代，政府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宰相之手，宰相直接管理十三个部门（曹），这些曹各司其职。在唐朝，中央政府分为中书、门下和尚书三大部门（三省）；皇帝诏书一般由中书省拟订，而下发时，需经过中书和门下两省；如果两省有意见，则会上奏皇帝请予修正，这就要有一个君臣商议的过程，这样下发的诏书用朱笔写就，照常式封发。曾经有唐中宗想不经过两省直接下发诏令，而且确实用这种方法任命了几个官员，但他不敢用朱笔只敢用墨笔，而且用斜封，这样封的官被称为“斜封官”，因为没有经过正式手续而被当时的人瞧不起。在宋代，皇帝的诏书也是由中书省拟订，称作“熟拟”，然后由拥有最高决定权的皇帝签发；同时，还设有谏官，专事监察皇帝；这些谏官没有实权，都是由一些没什么资历、但有学问气节的年轻人担任，对于他们的谏诤和讽议，皇帝也不会太计较，所以每到皇帝和宰相议事时，谏官必在场，有些话宰相不方便说的，就由谏官说。在明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最大的时期，皇帝要做决定，也必须经过政府各部门的商议，所谓廷推、廷议、廷鞫。

    费正清则强调御史制度，他说：“御史们负责监察百官的谋逆或失职行为并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弹劾。他们也有权（尽管不无风险）弹劾皇帝。御史台一直是后世帝国统治的重要机构。”17

    所以钱穆的看法是：“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专制。我们纵要说它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18

    因此，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一样，在统治集团内部，是有规范制度的，有权利义务的分配的；区别只是一个较严整（中国古代），一个较松散（欧洲中世纪）。即使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的百姓之间，也是有制度规范的；只是这种制度规范是建立在严重的力量对比不平衡的基础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压迫压榨；而且还不时被统治者们违反，导致被统治的百姓在利益和权利上不断受到挤压。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也是一样的。

    注释（略）

    参考书目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1．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Houghton.Company，1987。    
3．Robert E.lerner /Standish Meacham /Edward Mc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Volume 1，W.W.Norton & Company,INC 1988。    
4．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Eugen Weber，《The Western Tradition》，Volume 1，D.C.Heath & Company，1990。    
6．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9。    
7．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8．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John E.Martin，《Feudalism to Capitalism》，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    
1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