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网(3)
2013-07-26 01:25
导读：险。11 霍尔瓦特在批判国家主义的著作《主义 学 ：一种的社会理论》中指出：“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的任务比其它地方的都要简单。为了改变现存的
险。11
霍尔瓦特在批判国家主义的著作《主义学：一种的社会理论》中指出：“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的任务比其它地方的都要简单。为了改变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削弱权利机构的合法性，他们不需要制定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已经存在着，它是在大革命产生的，但它的意义在后来被破坏了。知识分子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恢复的本来意义，描绘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剩下的工作由未被拒绝的革命的传统来完成。”12
很明显，要自由的进行学术的研究和讨论，前提就是恢复语言的本来意义。记得有位国内著名的学者在给《读书》十年纪念的文章中写道：《读书》在90年代基本上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手淫的地方。言辞虽然尖刻，但是却描述了中术的现状。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留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阴影至今也没有消散，那种不自由的传统到现在也还在四处弥漫。这一点印红标在2001年的学界思想整合讨论会上对文革的分析我比较赞同，其观点如下：
“文化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党内斗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乌托邦和现实主义的矛盾、权力的矛盾。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要批判党内务实派。要发展生产就要务实，就要有科层制度或者说官僚等级制度，给科层制度的上层既得利益者一定的特权。理想主义乌托邦指出科层制度的弊病，有认识上的积极意义，但是付诸实施就只能造成灾难。对老百姓的物质利益来说，乌托邦没有任何好处。在当时的制度下，务实就得有特权问题。党内权力的矛盾，是具有个人崇拜地位的领袖凌驾在党之上，凌驾在党政官员或者说官僚集体之上。个人崇拜领袖的第一要务是驾御官僚，而官僚又与老百姓有阶层的矛盾，毛泽东直接调动党外社会力量参与党内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的，其条件就是 10 年严密的思想控制，培养了无限崇拜他个人的一代青年人。应该承认整个文化革命的主线是党内斗争。第二个层次是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革命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是中上层。领导层与知识分子一直存在矛盾，在批判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党内较少分歧。毛泽东先是发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批判学术地位高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后来对青年知识分子失望，又发动工人批判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有两个自杀高潮，一是破四旧，二是清理阶级队伍，那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候。而两者中间是群众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的高潮，当权派日子不好过，而为了打击“走资派”，中央规定不准在群众中间包括知识分子中间打反革命。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后被两个矛盾困扰，一是担心中国出拉科西（激起群众反抗的官僚主义者），一是担心出裴多菲俱乐部（知识分子反对派）。 1957 年开始是要在党内整风，但是党内不断汇报说知识分子要反党，学生的言论激烈，就推动毛泽东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转向知识分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多人以为是第二次反右，是针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刘少奇领导工作组时采用类似反右派的方针，在周恩来和各级党委主持工作时出现了破四旧，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毛泽东下决心，不让 1957 年的情况重演，发动造反派，把解决党内矛盾放在第一位。当然，毛泽东也是要整知识分子的，只是放在第二位，是次重点。第三个层次是党政军领导与不当权的群众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被激化了。毛泽东利用了当时的大中学生，后来调动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斗争“走资派”。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就联合起来了。造反派比较复杂。大体是以往受到伤害受过打击的人，主要是文革初被整的人的集合。用今天的标准看，文革初对他们的打击多是不公正的。造反派是政治和社会的边缘的人们，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冲击政治和社会的当权派。”13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尽管执政党一再呼吁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但是学界似乎对此一直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不同的声音一直没有出现过。或许正如托洛斯基在被流放时接受了苏共中央赠与的400美元时所说的那样：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专制的政党，不服从就意味着死亡。苏共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和大清洗，中国在文革中对异己的迫害造成的恐惧，至今也让知识分子们所渴望的学术自由只能羞羞答答的、半遮半掩的流露着。尽管今天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但是精神上的压制仍然存在。以至于有人这样戏称：中国的学术研究，说出来的都是不关键的，没有说出来的才是最关键的。言外之意，或许要语言学家去解释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自由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对这两种思潮的划分最初来源于香港，但令人奇怪的是国内两个流派的人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属于哪一派的）。但是相互之间明显缺乏些包容，观点上也难以调和，我本人对此的看法可以借用《顾准
日记》中的一句话：“……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上对的，但是在回答娜拉出走问题上考茨基是对的……”。如果仅限于一个学术问题的对错与否，那么争论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显然学术的争论往往被政治权力介入，导致单纯的观点的争论被演化为政治立场的对错，学术的分歧被提升为政治路线的分歧。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中谁的言论空间更大？在我看来，似乎前者更有生存空间。一位《说不》的作者说，我们不能批评中国政府，所以骂美国政府。主义和官方提倡的爱国主义毕竟兼容性比较大。对于官方来说，新左派的反帝声音，比自由主义反对专制的声音，要中听得多。而这几年被停刊整顿的刊物，如《东方》、《方法》，主要倾向都是自由主义的，当然不完全是自由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包括为中国社会弱势群体说话的民生派。这些刊物之所以失去发言权，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倡导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呼吁了政治改革？还有《南方周末》，虽然没有停刊整顿，但主编也下台了。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我基本同意韩德强的观点，他在2000年1月国内学术界思想整合的一次讨论会（参加者：杨帆，王小东，张祥平，杨继绳，卢周来，丁冬，张陶伟，韩德强，温铁军，黎明，崔之元，顾海兵，孙宾）中做了这样的发言：“在我看来，自由主义首先是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铁链锁不住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但却可以锁住政治自由。一些激动人心的自由主义形象都是政治自由，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塑造了一个思想和政治自由的斗士形象。然而遗憾的是，许多自由主义人士常常把政治自由混同于经济自由。而一些老谋深算的“自由派”则借政治自由的高尚形象来为经济自由张目。事实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相互矛盾的。”
当然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只是中国思想界的两个分支而已，其实更多的人是保持中立的。我这里谈的是学术的自由，但是不管是学术的自由，还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其实质该是统一的。即自由必须要扛起" 公正"的大旗，如果自由不扛公正的大旗，不注意民生问题，就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没有思想魅力，不会在关键时发挥感召力。同样，失却公正的自由将不会成为我们呼吁民主、人权、宪政，呼吁了政治改革的有力武器。
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信任的不对称
在我写下这一小节的标题时，我发现或许我走得已经很远了，在我前进的路上，已经看不到别人了，但是没有同行的人，不等于没有观众。在中国，现在最最流行的就是fans，多数人对各种新鲜的事物都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学术研究中也同样如此。一些观点有人顶着政治风险提出了，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有些人则在后来出来争功。说什么这个观点早在什么什么时候他就提过。在学术研究有点“洛阳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