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网(4)
2013-07-26 01:25
导读：贱”的今天，却是鲜有人去认真核对，但是这对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公平吗？有些人反右时说自己是左派，反左时说自己是右派，两派都反他会说自己中立，
贱”的今天，却是鲜有人去认真核对，但是这对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公平吗？有些人反右时说自己是左派，反左时说自己是右派，两派都反他会说自己中立，这种人在新中国的上已经随处可见了。现在也不希奇。我提出信任不对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禁区，我不想标榜自己思维的前卫，只是不想阻止思维的进一步延伸。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就以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获取了中国最底层群众的广泛支持，在今天我也同样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这丝毫不能说明，我们的组织就没有缺点，或者不可以批评，尽管目前看来对这个组织的批评还不是自由的，但是抱怨其实已经不少了。我这里的分析是在一种纯粹的学理上的探讨。希望对政党的分析，能够以一种理性的建言来替代非理性的漫骂或者是抱怨。
政党的出现其实是人类发展的晚近的才出现的，并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只是人类社会进入市民社会阶段后才产生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政党做过经典的描述：“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 政党是公民组织起来的、以获得国家政权为目的的、以反复的选举为手段的协会。“党”这个词，在中文中最早并没有政党这个含义，只是对有共同特征的群体的称谓，例如历史上的“朋党”一次，虽然已经接触了政治，但是仍然是指政治上的有亲密关系的群体。“政党”一词是由日文译入中国的，用来指代一种政治上有同样诉求的政治组织。通常指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政党是一定阶级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列宁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51页)。从政党一词的严格意义考察，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大致主要有两类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政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阶段才形成的阶级的政治组织，是各阶级的政治发展和它们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恩格斯指出:“这些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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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政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趋于成熟的产物，做为特定阶级的代表，政党是由该阶级的精英分子组成，并代表着其所属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来说，还不是阶级的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它最积极、最活跃、最能代表其阶级利益、最能带领本阶级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一个阶级为了使自己组织起来，能够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就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政党也必须依存于一定的阶级，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没有本阶级群众的拥护，它也不能存在和发展。”政党与一般性的国家组织和有政治要求的社会团体是有区别的，政党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1）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出于本阶级的利益而争取和实现对国家机器的统治权；（2）具有成熟的政治纲领，而纲领对于政党往往具有旗帜的作用，是其借以号召民众的政治武器；（3）具有明显的组织纪律性，政党可以通过成文或是不成文的纪律要求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4）出于一个或几个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一特征甚至在今天的政党活动中都明显存在。
不论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在政党的一般性上是没有差别的，在特殊性上的区别仅在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政党的存在首先表现为群众信任的结果，如果没有群众的信任，那么这个政党的存在是没有基础的。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号召力，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政党对于民众的信任程度。信任对称的问题旨在说明：在政党和她的支持者――民众之间，信任应该是对称的，即民众对政党的信任不应该多于政党对民众的信任。从契约关系的角度看，二者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在委托代理的分析中，委托人很少例外的处于劣势，而委托人处于优势，在政党和民众之间，这一问题同样存在。而在执政党和民众之间，这一问题表现的尤其严重。利益集团理论的发展对于我在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有帮助的。该理论认为：当权者由于彼此利益的差别会产生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每个利益集团只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行事，这种行事方式明显有悖于政府是个“仁慈的君主”这一福利的假说，于是，执政党和民众间的不信任问题自然产生。那种认为政党对其所代表的阶级群众绝对忠诚的观点无疑是浪漫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我建议这些人看看《毫无浪漫色彩的政治》（见his杂志，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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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首先是作为一种民众授权的组织而存在的，是由民众组织起来，以获取国家政权为目的、以反复的选举为手段的政治组织。16 民众对政党的信任是政党的生存前提，对执政党尤其如此。政党和民众之间信任不对称的问题在政党获取政权以前并不明显，有时二者甚至是高度统一的，但在政党获取了政权后，政党更倾向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权，不同的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在多党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政党选择通过的方式来获取最大政治支持，将自己幻化为全民党；而在垄断性的一党制下，执政党更倾向于选择把民主作为一种口号，而通过隐蔽的专政来维持统治。后者在前国家较为明显。
政治上的一党制很容易造成对自由的侵害，在我国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写入的言论自由，由于媒体的政府垄断性控制而无法实现。体制外的竞争性政党的产生并不具有可能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严格的说是个历史的产物，并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应该从制度内形成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明显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参第五节《政治的正确性与学术精神》）。作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我们又责任公正地看待各种提供选择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在各种主义的支配下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它们。由于改革的这种内生体制性障碍，无法形成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只能在现有体制内寻求出路，即政党应该同等地给予提供支持的民众以信任，正如他们对政党的信任一样，而不是怀疑他们，或是压制他们。
社会主义改革到今天，从计划体制向经济的转化至少让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选举竞争作为一种制度，发挥着与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同等重要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市场竞争是崇尚消费者主权，但选举竞争中却无法清晰的看到选举者主权。因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竞争结果不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去除卖方控制权，而选举竞争的结果却是产生政权的控制权，这似乎于选举行为的初始愿望相背了。政党对民众的不信任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控制言论，而这其实和工人政党的使命本身就是相背的。霍尔瓦特在批判国家主义时收集了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恩格斯在给特利尔的信（1889年12月18日）中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的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
